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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在涌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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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uot;究竟怎么着才能让谷文娟看上(作品加以改编播出)呢?"在那时经常是由冯牧等作家协会领导主持的活动中,我就看到有的人指着谷文娟背影跟旁边的人小声说:"那就是她"仿佛见到了一尊真佛。

    但是到了1983年以后,大概是因为新电影渐渐多了起来,而且大多是由新小说改编的,电视机开始普及,电视剧也开始活跃,许多电视剧也都取材于小说,广播剧在这种情况下就渐渐不那么稀罕了。于是文学界对谷文娟的粘糊,似乎也就逐步地变成了疏离。到1985年以后,许多新锐作家已经不清楚谷文娟是何许人也。我自己也顾不上和谷文娟保持联系,她究竟还在改编录制些什么广播剧,不清楚也不想去收听了。

    时过境迁,世态炎凉,这些词语我们用滥了,但真正锥心地体会到这些字眼里的人生况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我们太迟钝,倒也许是太聪明了。文学史家称为是"新时期文学"的那个阶段里,对推动那时的文学复苏、发展做出贡献的新闻界人士是颇多的。我记得的就还有中国新闻社的记者甄庆如(现在他使用甄诚的笔名),他有时一天里向海外发出数篇关于中国文学复兴的报道德,像巴金的言论、艾青的新诗、丁玲的复出、王蒙等的改正、中国作协创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奖项、劫后的第一个作家代表团的出访,等等,这些消息都马上被港、台及世界各处的华文报纸抢着采用。还有新华社的女记者郭玲春,她写报道总愿意使用富有新意的文体,还写了不少有深度的专访。电台方面的人士也绝非谷文娟一个。我知道的就还有一位王成玉,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年节目里,播出了不少的新小说,我的爱情的位置、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就是他组织的,他能请到像董行佶那样的能以声音塑造人物的艺术家来担纲朗诵,使这些小说在群众中的流布更如清溪般畅快致远。那时候绝无"红包"现象,也还没有"炒作"一说,这些人士尽全力宣传新作品新作家是出于高度的工作责任心,更是出于由衷的呵护热情,他们使许多我这样的人名利双收,自己却名利双无。随着岁月推移,他们与红火的"知名作家"的距离渐行渐远。后来很少有人再忆念这些人这些事。记得上世纪末有一回一些同行聚谈,我提起了这几个人,有的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是谁,这倒不算什么,可是就有知道的讲起其中某某的轶事趣闻,涉及私生活,多为尴尬事,边说边笑,大为不屑。即便其所说的全非谣言,也无伤大雅,但自己名利双收,周游列国,甚或还有了官职荣衔,对人家"不过还是那么个角色",甚或改换为更不起眼的角色,持此种态度,毋乃有失厚道乎?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我们背得烂熟的古训。因为没有什么新意,不能为诡奇的新潮文本增色,倒可能令那些只喜欢颠覆风格的读者嗤鼻,有的作家已经很少再加以引用。但我们的双脚,难道应当从这样的道德基石上挪开吗?检讨我自己,也很惭愧。记得1988年我在杂志主编任上,有一天忽然接到谷文娟从美国的来信,说她随在驻美机构工作的爱人暂住美国,希望我们能给她按期寄杂志。我就此事与管财务的副主编商量,都感觉到如果按期给她寄赠,那么相应地就该给另外的许多海外人士寄赠,初步拉了拉名单,因为邮费很贵,单位经费有限,算起来实在吃不消,也就叹气作罢。现在扪心自问,怎么就不能由我个人自费给她按期邮寄呢?不承认是舍不得钱,那么,承认不承认是舍不得时间和精力?更应该承认的,是心里面已经不那么看重她,过了河了,她也不是桥了,自己日理万机,国内海外,要应付的人际丝缕纷乱,对她仅存一份淡淡的忆念,似乎也就仁至义尽了。

    回顾这24年的写作历程,予我有滴水以至更多恩沐的人事真是不少。我真涌泉相报了吗?也许只有一例,那就是冯牧仙逝后,在他家中的遗像前,我献上自己一幅水彩画后,着实发自肺腑地飞泪嚎啕。其实我后来在文学观念上与冯牧已经疏离甚至有所龃龉,但我的登上文坛,他实为第一扶植者,这是永远不能忘怀,也永远不该讳言的。

    细想起来,真要履践以涌泉去报滴水之恩,恐怕也实在很难。滴水算起来总不会很少,自己又哪有那么多泉眼可供喷涌呢?环顾人世,熙熙攘攘,营营苟苟,恩将仇报的事情不少,何处在涌泉报恩?那样的风景实不多见。但与谷大姐的邂逅,毕竟牵出了这许多的思绪,像滴滴清露,还是像汩汩活泉?那天分别时,我们都没有询问记录对方的电话号码,偶然相遇比着意联系,似乎更有淡如水的君子意趣。也许不必涌泉,心存一份善意祝福,而终于相忘于江湖,更是真实的人生,也更符合真实的人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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