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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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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圣神是上帝所"生",便是邪道,应驱逐出教。他们是那样心雄万夫,判定上帝的关系了。然而事情尚未完。圣神是直接

    "出"于神父或是间接"出"于神子?真有这回事,因为这直接间接之争辩,希腊公教脱离天主教而独立,以异端邪教相视了。

    再如概念是真实或是虚名(realistandnominalist)之争辩,一直发源于柏拉图之所谓象及亚里斯多德之所谓范畴(即分类)。同类同名,是否名同而已,还是别有独立之象在先?一直到十一世abelard之时,那时争辩犹甚烈。在abbelard初办巴黎大学之时,巴黎大学生就为这争辩在街上打架。十七世纪巴斯葛(blaisepascal1623-1662)时犹争辩未已。十九世纪德国诗人海涅(heirrichheine)描写神道学生的争辩,也是如此。海涅是个通人,又是幽默大家,写来真有趣。今日二十世纪萨尔忒(sartre)犹汲汲争辩esse及existentia(beingandexistence)之先后异同,而萨尔忒之所以有资格称为哲学家,就是他在辨"常有""常无"及"存在"的书中letreectleneant能详细剖析这些抽象观念之精意。

    西方这种精微的分析,起于逻辑,故重于知。所谓知之辩论,不但指知识论(episte摸logy)之知,而是广泛的凡事物之理的知。这倾向当然着重于知之是非,及抽象的分析。但是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圣人议而不辩。抽象的辩论愈多,则人生立身安命之道愈丢在脑后。后来这所谓知,即科学真确可以证实之知。凡无法适用科学证实的问题,都闭口不敢言。开其端者是近代哲学始祖笛卡儿(renedescartes,1566-1650),所以巴斯葛说:"我不能原谅笛卡儿"。我也不能原谅笛卡儿。因为他的影响后人,必然削减哲学之区域,凡人生立身安命之大本大经,不能证实的,摈之门外,不敢谈而不屑谈了(见上第二段)。请问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有什么方法可用逻辑去处置?

    总而言之,我们看见(西方人也看见)科学知识之节节前进,虽然常常调整,但是是一种稳扎稳打的办法,而哲学的悬空理论,几千百年来,讲来讲去,尔是我非,尔非我是,重翻旧案,毫无进展,所以亟思改善,赶上科学的方法,而且治哲学的人,多半是治数学的人。世事茫茫渺渺,惟数学与逻辑为可靠的工具,所以现代哲学思想乃为数学所统制。十七世纪的巴斯葛就是数学巨擘,笛卡儿出身,也是以科学与哲学合一为职志,近人若罗素及a.n.whitehead更是明显的例。罗素自身以数学名,他的企图就是要把数学归入逻辑范围,或者整理逻辑,使能容纳数学。数学与逻辑是科学的工具,所以大体上,今日哲学已成为数学的附庸,道跑那里去了?谁管?这是今日西方哲学所以脱离人生的空虚现象。

    衬救之道,今日哲学有二条恰恰相反之道:一是摒开一大部分不谈,而使哲学纯粹科学化。这是所谓"逻辑的证实主义"。意思是把上帝、永生、灵魂、善恶、爱情这些名词完全摒开。他们以为这些名词,不但混杂含糊,而且了无意义(senseless),应专以科学的"证实"(verifiability)为主。所以生出现代风行的新的语意学(semantics)。这些人专在研究语义之变化范围与构造。另一方向,即所谓存在主义,或有神论(如kierkegaard)或明白的无神论(如萨尔忒)。以上走第一条路的人所不谈的,这些人乃大谈特谈。总而言之,又回到人生切身道德问题,而社会人生良心自由乃成为研讨之中心。他们对人生之负责,如sartre,camus虽然是无神论,却能使人肃然起敬,而他们所觉得在黑暗里的摸索哀鸣,更使人可怕。

    在这混乱场中,有几个人是矫立不倚,形神俱足的,一是georgesantanaya(1863-1952)因为他是主张妙悟的,叫人无法归类。一是美国诗人waltwhitman(他说"我就是我",不像笛卡儿乞求哀怜于他的cogito来证明其有我相)。在哲学上,最近于中国思想的有两位。一是上文已经说到十九世纪英国唯一的大哲学家勃莱利。他文字佻挞,批评各种支离破碎之论,体无完肤,而重立情感(feeling)在哲学上的地位。又一位是法国柏格森h.l.bergson(1859-1941),独创直觉与逻辑对立之说。他的巨著时间与自由,在法文原名简直是同于王阳明的"致良知"(essaisurlesdonneesimmediatesdelaconscience)而能为直觉树立充分的哲学基础。因为法国人头脑有这一点妙语,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非常完满可喜的,而实际上是与数学派的哲学家背道而驰的。所以勃莱利普通人不甚了了,而柏格森煊赫一时,因为他有"创造的天演论",为人所注意。实际上,他们还不会懂得柏格森。

    (四)有干劲与无干劲的儒家

    我有一句话想说说,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自然是儒道之中心思想,也是儒道的本源,也是吾国思想系统所以独异于西方哲学,而足以救西方专求知不求道的空疏迂阔之谬。但是西方虽无儒学,却能生出很多的名相干才,(如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之gladstone,disraeli及美国之佛兰克林、林肯等。)远超过清代以名臣兼名儒的朱学者流。如何使儒学适合今日世界,由致虚守寂的静的儒道,变为有作为有干劲的动的儒道而成为一种活的力量。——这倒是应当推求的根本问题。我想孔孟强哉矫哉活泼泼的道理,经过宋儒受佛学的熏陶,由动转入静,而沦于半禅定或准禅定的状态,是个中国的差错。要回复孔孟教人的力量,非夺朱回孔不可。

    上文已经说过,中国二千五百年来的思想,无论如何变化,千锤百炼,不离其宗,总是实践第一,这才是东方思想的本来色彩。做人是第一,文章好不好在其次,读书不读书也是工具,并非目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明明是孔子之明训,人做好了,还有"余力",才去读书。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不曾读书,我必说他已经读过书。"(子夏)孔门看来,读书不是那么要紧,为什么呢?孔门求可行之道而已,平易笃实,直截了当。孔子不曾讲本体,也不曾讲功夫,更不谈性与天道。后来佛学东渐,晋唐极盛,中国思想,已是禅家的天下,宋朝大儒,没有一个不是学过禅。虽然立意辟佛,然而既入其室而操其戈,实际上已是援佛入儒。禅家要清心寡欲,我们也来清心寡欲;他们明心见性,我们也来明心见性;("见性"二字本是禅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之语。)他们内视看看自己肚脐眼想我们未出生以前气象,我们也来看看"喜怒未发时气象"。由是不禅定,也已半禅定了。颜习斋所谓"静坐内视论性谈天而国亡"。就使东晋之亡,亡于清谈,南宋之亡,理学独能辞其咎吗?"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心已明了,性已见了,于国家何补?

    向来儒家,就是儒。至少我少时所看见的村学究,没有一个不是畏首畏尾,踧踖不安,嗫嚅耳语,正襟危坐之辈。那里知道他们是为要明心见性,"戒慎恐惧"、"常惺惺",为程朱所教来的?若说这些踧踖不安,嗫嚅喔咿,说话吞吞吐吐,一生不曾看过张口大笑一回的老儒生是孔门的真弟子,我心里就不服。不必说不会踢足球,不会游泳,就是以六艺而论,射箭、骑马都不敢来。是孔子之所长,乃彼辈之所短,孔子之所短,乃彼辈之所长。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可见孔子有钓鱼射箭的相当本领。至于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阳明山公园,风乎草上路上,唱歌归来,更是孔门中人所不敢为而不屑为的鄙事了。最近澳洲首相虽然浮海而亡,然而他是动的,非静的,这力量哪里来的?也不见得是他们得天独厚,还是教养的不同吧。

    大概宋儒理障,曲解儒道有三:

    一、格物致知,转入穷理读书。这本来不能完全怪他们。以今科学眼光,自然不能不说他们格物不得其门而入,是全盘失败的。大学格物致知第五章已亡,朱子窃程子之意以补之,补的不好。本来知至而后意诚,在我看接不起来,知是外物之知,意是内心修养,范畴不同,不易联系,(不能说地球绕日意就诚,日绕地球意就不诚)。那时大家都以"万物皆备于我",万物之理相同,给他硬联起来。也不仅是程朱而已,陆象山也是这个想法。但是朱子解为穷理,而穷理只在读圣贤书,由是格物变为读圣贤书,物也可不格了。说格而未尝格,在当时实在是无可奈何的解释,由是朱子之学,重学问,重工夫,也算是很负责,比起空谈心性,当下承当一派,也很可取。李二曲说:"晦庵之后,堕于支离葛藤,故阳明出而救之,以致良知,令人当下有得,及其久也,易至于谈本体而略工夫"(南行述)。

    二、明心见性,这种禅宗的道理,是使儒道由动转入静的最大原因,易经言万物生生不息,本来是动的。生生不息,无一非动,无时不动。不在动字着想,只求致虚守寂,是背乎入世之常理,禅宗本来是极聪明人的道理,是中国人的智慧碰上印度佛学所引起的反应,不关达摩。达摩面壁,由他面壁,不言之教,无言之辩,庄子早已言之。但是禅宗乃出世之学,非入世之学,以出世之学行入世之道,自然要出毛病。我们知道阳阴变易,生生不息就是动,由动可以见性,喜怒哀乐,喜有喜容,怒有怒容,喜怒未发,有什么"气象"可言,观有何益?陆桴亭评程朱"静中验喜怒哀乐未发气象"说得好:"尝于夜间闭目危坐,屏除万虑以求其所谓中(即未发气象)或一时强制得定,嗒然若忘,以为此似之矣。然此境有何佳处,而先儒教人为之。故除却戒慎恐惧,别寻未发,不是槁木死灰,便是空虚寂灭"。

    圣人何曾教人这个样子?

    向来反对这种不务实地做事,谈空说理之人甚多,不必说颜习斋指出程朱教出"弱人、病人、无用人"如"妇人女子"之弱书生,费燕峰说得尤透彻:"后儒所论,唯深山独处乃可行之,果静极矣,活泼泼地会矣,冲汉无朕至奥,心无时不在腔子里,性无不复,即物之理无不穷亦止与达摩面壁天台止观同一门庭,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他们都是明末清初亲感到亡国之痛。所以顾亭林也深感末学之空疏以致亡国之祸,所以坚决排除明心见性之流弊。"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百人,而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是必其道之高于孔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也。""是故性也命也,孔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

    三、理欲之辨,这更是学佛不成转而学儒者的话,也是宋儒戒慎恐惧由动转入静的大原因,释迦来心理学,所以他们也来心理学,而作为天理人欲之辨,一心求"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仿佛人欲就是人生苦海万劫不复的孽障,欲求天理流行,必先断去人欲,而后涅槃可得也。这话一点也不冤枉程朱。他们最怕心不见理不明,就是因为"物欲"所蔽,求其不蔽,只有静之一法,只有戒慎恐惧,一尘不染,然后能修到老寡妇死水不波的心境,一切无动于中。这岂是所以应世用世之方?人生岂能无欲,无欲又何必有作有为,生生不息?戴东原极辟理欲为二之谬,而谓圣人必顺人之情,遂人之欲。颜习斋明言,"欲之不存,性将安附?"所以那些去欲言性,或存天理、灭人欲的话,都是犯幼稚的毛病,未曾晓悟情性之为物。王夫之最好,他说:"天理即在人欲之中"。去人欲而言天理,都是寥阔迂谬之谈。依我看来,王夫之最合现代人的心理学。他论性之动最好:"与其专言静也,无宁言动,何也。动静无端者也。故专言静,未有能静者也。性效体静之而效动,苟不足以效动,则静无性矣。既无性,又奚所静耶?性效于才,才效于情,才情之效,皆以动也。故天下之不能动者,未有能静者也。"所以如果说静胜于动"是圈豕贤于人,而顽石飞虫贤于圈豕也"。

    总而言之,宋儒的理学在孔学演化中的过程,是一种差错的扭转,使孔门平易孝弟忠信重实行的教训,转为迂阔空疏之谈。朱子之平实笃学,自然可以敬佩,只可惜他不走明道存养的大道,而入伊川冷若冰霜的迂径。影响所及,支杂破碎,遂引起明代心学之反抗,卒使清儒并宋明之学而弃之,而思汉学之复兴。至少在今日"存天理,灭人欲"是万万讲不通的。人欲净尽,不是天理流行,而是寂灭虚空,有违上天好生之德。此话还是现在不要讲好。若张子西铭,民胞物与,却是有活生生的力量,宋儒也有伟大可喜可佩之处。伊川自言"千年来无真儒",而他弟兄独得千载不传之秘。其实千年来不曾援佛入儒,援佛入儒自伊川始。岂援佛始可以称真儒?从此而使天理人欲分为二物,儒者一味戒慎恐惧,而戒慎恐惧遂为儒者之特征,所谓"常惺惺"者,结果不免为假惺惺。此儒家之所以不是出家人,而似出家人懦弱无能之真因。

    今日的世界是动的世界,是各国称雄并驾,日日改进,时时改进的世界。我们再要半禅定,准禅定,即不足以自存。

    今日世界也是功利世界,儒家非无利用厚生学以致用之精神,西方文化之压力何在?就是赶我们在利用厚生学以致用着想。我敢相信,亭林复生,不易斯言。颜习斋提出,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值得我们详细体会。荀子人定胜天之论,也是合于科学实用精神。我常想,荀子"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是那里科学馆的最好的碑铭。"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裁之。"("裁"字依王念孙改)是那里农林馆最好的碑铭。"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是那里水利局的碑碣。"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是那里化学馆的匾额。"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应该是那里原子炉的箴言,这样驱荀韩,直追孔孟,是可以使儒家恢复本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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