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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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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不仅解放了被囚禁者,也解放了绑架者。对自由的追逐因此不是一场胜负归零、你死我活的游戏,而是寻求共同解放的伟大征程。在上帝死去之后,人因为对自由的求取与不懈的自救使自己成为神明。

    德国影片隧道很好地还原了历史。当无数家庭和恋人被柏林墙阻隔在自由与不自由的两个世界里时,哈里、弗里希、弗雷特、贝克等人为了把滞留在东德的亲人带到西柏林,在柏林墙下挖掘了一条长145米的地道。正是这种群起的、不约而同的自救,让“有史以来的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肯尼迪语)变得千疮百孔,弱不禁风。

    “今天,我们都是柏林人”肯尼迪的声音犹在耳边。同样是今天,在柏林墙倒塌了十五年之后,当我再次路过柏林墙旧址,那片阴郁的历史早已烟消云散,我所见到的只有舒适闲散的日常生活。当年岗哨森严、禁止偷渡的护墙运河上面,漂泊着几艘锈迹斑斑的游船,而运河两岸,早已长满了绿草鲜花。

    永不绝望

    有位叫杨笃生的青年,在听说广州起义失败后给马君武写了封绝命信,然后跳江而死,胡适的朋友任叔永的弟弟也因为生活艰难投井。两位青年的自杀,让胡适感慨不已“此二君者,皆有志之士,足以有为也,以悲愤不能自释,遂以一死以解,其志可哀,其愚可悯也。余年来以为今日之急务为一种乐观之哲学,以希望为主脑,以为但有一息之尚存,则终有一毫希望在,若一瞑不视,则真无望矣。”胡适一生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写的兰花草一诗,标题即为“希望”

    人,应该在希望中栖居。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习惯站到施恶者一边去想集中营能做些什么呢?相反,我认为人应该思考的是自己要做什么,而不是逆境要做什么。或许,这才是肖申克的救赎给予观众的最大收获。“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一个热爱自由与幸福的人,一个把自己的一生当作远大前程的人,应该始终如一地保有一种“关不住”的精神,为那自由的春色,在人生的逆境之中,勇敢地红杏出墙,关心自我实现,追逐自己的命运。勇敢的人,应当对罪恶视而不见。

    在索尔仁尼琴笔下,有一种出墙者是“坚定的逃跑者”

    “坚定不移的逃跑者!”索尔仁尼琴写道“这是指那些坚信人不能住在笼子里的人,而且对这个信念一分钟也未曾动摇过的人。这种人,不管让他去当个有吃有喝的监狱杂役,把他放在会计科或文教科,还是安排在面包房干活,他都始终想着逃跑。这是那些从被关起来那天起就日夜思念逃跑、梦寐以求逃跑的人。这是铁了心决不妥协的人,而且是使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服从于逃跑计划的人。这样的人在集中营里没有一天是随随便便度过的,不管哪一天,他要么是在准备逃跑,要么正在逃跑,或者就是被抓住了,被打得半死躺在劳改营监狱里。”

    真正的逃跑者永远在路上,而且永不绝望。

    论及永不绝望,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格曼(martinseligman)的一个实验(1975)。

    在这个著名的实验中,塞里格曼先生把狗分为两组,一组为实验组,一组为参照组。

    第一程序:实验者把实验组的狗放进一个笼子里,在这个笼子,狗将无处可逃。笼子里面还有电击装置,给狗施加电击,电击的强度能够引起狗的痛苦,但不会伤害狗的身体。实验者发现,狗在一开始被电击时,拼命挣扎,想逃出笼子,但经过再三的努力,仍然发觉无能为力,便基本上放弃挣扎了。

    第二程序:实验员把这只狗放进另一个笼子,该笼子由两部分构成,中间用隔板隔开,隔板的高度是狗可以轻易跳过去的。隔板的一边有电击,另一边没有电击。当把经过前面实验的狗放进这个笼子时,实验者发现除了短暂时间的惊恐外,实验狗一直卧在地上,接受电击的痛苦,在这个原本容易逃脱的环境中,实验狗连试一下的愿望都没有了。

    然而,有趣的是,当实验员将对照组中的狗,即那些没有经过第一个程序实验的狗直接放进后一个笼子里,却发现它们都能逃脱电击之苦,轻而易举地从有电击的一侧跳到没有电击的另一侧。

    塞里格曼将这种绝望称为“习得性无助”由此可知,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绝望,不过是一种积习,它更多是来自过去,而不是明天,甚至也不是现在;它只缘于我们疲惫的内心,而非完全是因为环境。所以,乐观的人会说“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绝望的人”;郝思嘉会说“毕竟,明天是一个崭新的日子。”

    盘旋在肖申克监狱上空的费加罗舞曲,犹如沾在飞鸟羽毛上的光辉,它之所以让我们感动不已,是因为那一刻我们相信,即使是身处狱中,囚徒仍可以积极生活,就像美丽人生里给孩子做游戏的意大利父亲基多一样。自由,何等惊心动魄!而希望,对于一个人的生活来说又是何等重要,它让囚徒可以随时随地抵抗阿伦特笔下的“庸常的邪恶”让他们不被绝望体制化,不像实验狗一样趴在地上,在遭受数次挫折之后,从此懒得动弹,任凭无休无止的电击。对于安迪来说,肖申克监狱注定只是他生命中的过客,只有自己才是生活的主人。即使像基多那样不幸身死,我们又有什么可悲叹的呢?他积极生活,是集中营里真正的主人。

    唯有自由思想,才能使我们不必依仗权势。

    如马斯洛在洞察未来中写道,就算是面对死亡,每个人仍然拥有自由意志“精神病学家布兰特?贝特海姆和维克多?弗兰克尔的回忆录都证实,即使是在纳粹集中营里,一个人仍然可以很好地做自己的事情,或者过得非常糟糕。一个人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尊严或者完全相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个人仍然可以有发挥最大能力或根本不能发挥能力两种状态。即使处在死亡的边缘,一个人仍然可以成为积极主动的人,或者是软弱无助、牢骚满腹的小卒。”马斯洛将幸福区别于浅薄的享乐主义。在他看来,痛苦同样是快乐的源泉,因为在我们经受的痛苦里面,同样凝聚着我们全部的人格力量。由此出发,我们说,幸福不过是一个人完善自我、保持心性自由与精神独立时的额外所得。

    所以我想对那些正在努力或试图改变自己或时代命运的人说,不要在意周遭对你做了什么,关键是你自己在做什么。你想的更多的应该是自己做什么,而不是逆境对你做什么。换句话说,当我们操心积极生活多于操心那不如意的环境,也许才更有意义呢!

    好了,我现在来回答我前面提给大家的问题——“集中营是用来做什么的?”不瞒诸位,我早先有个答案“集中营是用来逃跑的”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说“集中营是用来摧毁的”、“用来挖地道的”或像美丽人生一样是“用来做游戏的”其实,这些答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你谈到集中营有什么用处时,要和那些渴望自由、积极生活的人站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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