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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父吟呢,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11)。但我以为攻击白话的豪举,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将白话来代文言,即使有点不妥,反正也不过是小事情。

    我虽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门下钻,没有看见满桌满床满地的什么德文书的荣幸,但偶然见到他所发表的“文言”知道他于法律的不可恃,道德习惯的并非一成不变,文字语言的必有变迁,其实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说出来的,便成为改革者;懂得而不说,反要利用以欺瞒别人的,便成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护文言,内骨子也不过是这样。

    如果我的检验是确的,那么“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闲话所谓“有些志士”的通病,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后似乎应该另买几本德文书,来讲究“节育”

    五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

    (2)章士钊(行严)关于“二桃杀三士”的一段话,见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发表于上海新闻报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夫语以耳辨。徒资口谈。文以目辨。更贵成诵。则其取音之繁简连截。有其自然。不可强混。如园有桃。笔之于书。词义俱完。今曰此于语未合也。必曰园里有桃子树。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3)晏子春秋撰人不详。内容是记载春秋时齐国大夫晏婴(平仲)的言行。这里所引的一段,见该书卷二谏下。

    (4)梁父吟亦作梁甫吟,乐府楚调曲名。此篇系乐府古辞(旧题诸葛亮作,不确),鲁迅上文所引“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为诗中的最末两句。“相国”一作“国相”

    (5)“每下愈况”语见庄子知北游。参看本卷第114页注(5)。

    (6)“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一文,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的晨报副刊(署名雪之),其时编辑为孙伏园;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才由徐志摩(即文中说的“诗哲”)编辑。关于“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话,参看本卷第236页注(16)。

    (7)“睚眦之怨”意即小小的仇恨。语见史记范睢传:

    “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发表杨德群女士事件一文,以答复女师大学生雷榆等五人为三一八惨案烈士杨德群辩诬的信,其中暗指鲁迅说:“因为那‘杨女士不大愿意去’一句话,有些人在许多文章里就说我的罪状比执政府卫队还大!比军阀还凶!不错,我曾经有一次在生气的时候揭穿过有些人的真面目,可是,难道四五十个死者的冤可以不雪,睚眦之仇却不可不报吗?”

    (8)“动机”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闲话中说:“一件艺术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作冲动,是不是常常还夹杂着别种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洁的动机?年轻的人,他们观看文艺美术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的,一定不愿意承认创造者的动机是不纯粹的吧。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种文艺美术品,我们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的动机都是混杂的。”

    (9)一九二六年春夏之交,冯玉祥国民军在直奉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准备放弃北京。段祺瑞趁机阴谋与奉系军阀里应外合,赶走冯军。四月十日凌晨,驻守北京的国民军包围段宅和执政府,段闻讯后即逃往东交民巷。随着段祺瑞的倒台,章士钊也逃到天津租界。

    (10)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上重新刊载他所作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前面加了一段按语,其中说:“北京报纸。屡以文中士与读书人对举。为不合情实。意谓二桃之士。乃言勇士。非读书人。此等小节。宁关谋篇本旨。且不学曰学。其理彼乃蒙然。又可哂也。”

    (11)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这是针对章士钊所谓农业救国论而说的。章曾一再鼓吹什么“农村立国”如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六号(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发表的农国辨一文中说:“凡所剿袭于工国浮滥不切之诸法。不论有形无形。姑且放弃。返求诸农。

    先安国本。而后于以拙胜巧之中。徐图捍御外侮之道。庶乎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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