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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回泽东湘江情思三人担架初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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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以北的黄坳,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中段——万洋山,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灵县、茶陵、攸县,在衡山附近跨过粤汉路,到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兵源,尔后,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

    当然被李德、博古等人拒绝了。

    红军开始集结,到达了会昌地区,考虑到蒋介石已在湘粤边境组织了封锁线,毛泽东又一次提出:红军主力应取高排,渡濂江,直下南康、崇义、麟潭,越过湘赣边界诸广山,进入湖南,再攻资兴、耒阳,跨过粤汉路到有工人运动基础的水口山休整和补充兵源。

    这个建议又被拒绝了。

    毛泽东的建议不被接受,他并不过分遗憾。他知道暂时没有能力去左右红军的命运,他要让事实说话,他要等待时机。

    “最高三人团”的计划是突破湘江,与2、6军团会合,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

    毛泽东终于见到了贺子珍,这是在老界山的山角下。贺子珍一直在为毛泽东担着心,毛泽东又何尝不为贺子珍担心呢。那天在董老的安排下,两人在濛濛的细雨中,在老界山下那个半壁的小石屋里见面了。警卫员吴吉清把那盏马灯点亮,便退了出去。

    毛泽东看着怀着身孕的贺子珍心疼地说:子珍真是难为你了。

    贺子珍故作轻松地说:我很好,我担心的是你的身体。

    毛泽东在灯下望着贺子珍半晌无语,他不知道此时该说些什么好。

    贺子珍想起了什么似的从皮包里掏出一袋炒花生道:这是我们休养连发的,慰问你吧。

    毛泽东笑着接过那袋炒花生,当着贺子珍的面孩子似的便剥开吃了起来,贺子珍笑了。毛泽东笑着说:还是你们休养连好,不论走到哪都能受到优待。

    贺子珍开玩笑似地说:那你明天就和我去休养连吧。

    毛泽东风趣地道:那我不是成了你的家属。

    贺子珍嗔怪道:你现在就是家属。

    毛泽东不说话了,似在沉思什么。贺子珍意识到,这句话又勾起了毛泽东的心事,现在毛泽东无职无权,只是挂着一个苏维埃主席的头衔,现在整个国家都在行军路上,他这个苏维埃主席也成了个空架子。贺子珍想改变一个话题,使气氛变得轻松起来。还没等她开口,警卫员吴吉清敲门进来,他端来一盆水放在两人面前。

    毛泽东说:是该洗洗了。

    吴吉清走后,毛泽东说:子珍你先洗吧。

    贺子珍没说什么,弯着腰笨重地向脸盆前走去,洗完脸,又去弯腰洗脚。贺子珍难受地喘着粗气。毛泽东走过来道:还是我帮你洗吧。说完不等贺子珍同意便拉过了贺子珍的双脚。

    贺子珍羞怯地红了脸。

    贺子珍突然咯咯笑了起来,毛泽东不解地问:你笑什么?

    贺子珍两颊扉红:我痒痒。

    毛泽东也大笑起来。

    毛泽东从长征以来,还是第一次这么大笑。

    后来贺子珍躺在地铺上睡着了,毛泽东却久久不能入睡,他坐在贺子珍身边,看着熟睡中的妻子,他一边吸烟,一边陷入了沉思。他知道,贺子珍再有两个月就该生产了,这个孩子来的太不是时候了。从长征以来,他一直在思索红军的出路问题。“最高三人团”原定计划是与2、6军团会合。此时毛泽东异常清醒地意识到,与2、6军团会合是一个陷阱,要让红军顺利地冲出重围,必须放弃与2、6军团会合的计划。

    这样一来就要把军权从李德、博古手中夺过来,让红军迅速改变行进的方向。

    想到此,毛泽东激动起来,压抑了两年多的郁闷难抒的激情,犹如决堤的洪水,迅速凶猛地奔涌狂泻而来,他似乎看到了眼前的迷雾已经消散。

    毛泽东站了起来,在屋里踱着步。他知道,要战胜那些人还要团结许多人,这些天的行军,他和王稼祥、洛甫几乎无话不谈,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兵败,到红军的出路。王稼祥和洛甫似乎已经从错误的认识中清醒了过来,但仍需做工作。

    长征一开始,毛泽东、王稼祥、洛甫这3个坐在担架上行军的人,便没有分开过,他们吃在一起,走在一起,宿营的时候又住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们宿在一个叫九溪桥的小村里。白天他们在担架上几乎睡了一整天,这时的3个人都不感到困倦。医护人员进来询问了他们的病情之后,便走了。毛泽东在马灯下一直在看一本书。

    王稼祥探过身来问:主席,你在看什么?淮南子。毛泽东答。

    王稼祥自语似地说:淮南子?

    毛泽东把书放下,不失时机地说:这本书很有意思,有机会你也看一看。淮南子对共工的评价与历史上的国语周语和三皇本纪的说法都不同,有人把共工说成是争强好胜的鲁莽汉,我觉得淮南子说的最为合理,共工与颛项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是共工改变了天地间的格局,我认为共工应该是胜利的英雄。

    王稼祥是个精明而又敏锐的人,他一直在冷静地观察着毛泽东。他比博古、洛甫更先到中央苏区一步,与毛泽东相处的时间更久一些,他看到毛泽东在繁忙中治理着苏区,领导着苏区军民共同反“围剿”还要分出很大一部分时间去宣传土地政策,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工作之余依然坚持博览群书。可以说,毛泽东给他的印象是深刻的。不像后来的那些亲苏派,靠的是主观臆测想象毛泽东。

    王稼祥深感毛泽东有武能安帮文能治国的经天纬地之才,由此他产生了一种心定神宁的依附感。但他同时又发现毛泽东的言论并不都源于马列主义,而有他自己的独创。毛泽东曾说过: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但是,它不可能在100年前的欧洲开出医治中国的药方,只有中国的大夫才能治好中国的病

    在宁都会议之前,在前线和后方的激烈争吵对抗中,他才真正看清毛泽东是对的。他看清了只顾执行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那些后方委员们,对战争实际是无知的。

    他们对前方乱指挥一气,发号施令,结果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兵败。

    由于王稼祥最先与毛泽东接触,他比王明、博古更多地了解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因此在宁都会议上,他对撤销毛泽东的军内职务没有举手。不要轻看这一点,在残酷的无情的斗争中,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主席,这次反‘围剿’的失利,我们要有个说法,不然对红军未来的命运更为不利。”王稼祥这么说。

    毛泽东又点燃了支烟,这个问题他早就想过,这一切都是那些人盲目执行国际路线的结果,只有解决政治路线才是根本。可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想解决路线问题是不可能的,如果在这时,毛泽东公然出来反对国际路线,自己孤立无援不说,有人会怀疑他的动机,会说他是对宁都会议的反攻。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团结更多的人,形成一种阵势,让那些人奈何不得,无话可说。但毛泽东又意识到,在红军最危难的时候,挑起这种争权夺利的纷争是不明智的,要讲究策略,有理有节。

    毛泽东看着灯影外的王稼祥道:路线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取得这么大成就,不仅打垮了敌人的四次“围剿”还使我们的红军发展到了近10万人,苏区人民支持我们的热情是任何一支部队也未曾感受到的

    那这次失利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王稼祥仍没把军事上的失利和政治路线分开来看。

    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战略战术的错误是导致失败的最直接原因。毛泽东的神情有些激动,但头脑却异常冷静。

    毛泽东又说:我们的军事失误帮了蒋介石的忙,我们应采取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出击,这样才有把握消灭敌人,单纯的防御这是敌人求之不得的,我们从军事上,人力上就输给了蒋介石,李德的那一套,只适合小规模战斗,而不是战役

    要是采用你的办法,几次下来还能有效吗?王稼祥眨着眼睛问。

    变化是肯定的,战术要以不变应万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相应采取变化,让敌人摸不着头尾,发挥我们的长处,克敌人的短处,这样一来总能找到消灭敌人的机会。还有最主要一点就是李德等人不了解中国的农村,把西方的城市街垒战搬到中国来,这能不失败么?我还是那句老话,要治好中国的病,还是要中国自己的医生,我们目前红军的数量很少,只有在农村革命才能成功,这不同于俄国,我们没有军队的哗变,没有飞机、大炮,我们只能小规模地暴动,然后寻找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一点点地占领,一仗仗地打,不可能想通过一次暴动夺取政权。中国现在混乱的局面,不单单是一个蒋介石的问题,推翻一个蒋介石,还有李介石、陈介石、何介石

    王稼祥很有兴趣地听着。

    中国的局面是太复杂了。王稼祥感叹着。

    毛泽东说:李德鄙视孙子兵法,这是他不了解中国这个民族的原因。还有博古,他善于用马列主义的原文照搬中国现在的一切,可他又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国家,这种教条主义,只能是原则上正确,实际中失败。马列主义是普遍的真理,但不能忽视了中国的特殊性。俄国就是俄国,中国就是中国,二者不能混淆,也不能一概而论。广昌战役的失败,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王稼祥在后方养伤,没有参加那场战斗,但他知道彭德怀和李德、博古曾发生过激烈的争吵。王稼祥感到毛泽东说得很客观公正,但有些事仍想不通,李德到底错在了什么地方?

    毛泽东似乎看出了王稼祥的心思,接着又说:李德错误在整个战术上,而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上。他勇敢却少谋,是中国人的谋,中国人是善于用谋的。博古过份依赖了李德,他把中国人的谋也忘记了。

    有道理。王稼祥一拍大腿这么说,伤痛让他复又冷静了下来。他冲毛泽东笑着说:知中国知红军者,非你润之莫属。

    毛泽东摇摇头,叹口气。

    此时,他的思绪已经飞向了炮火连天的战场,他多么希望能亲自指挥这支浩荡的大军去创造一项人间奇迹啊。

    洛甫闭着眼睛,却没有睡着,他一直在听着毛泽东和王稼祥的谈话。刚开始他对毛泽东的谈话并不以为然,然而,他越听越觉得有道理,终于忍不住,他睁开眼睛问:这么说,要想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也是有办法的了?

    当然有办法。毛泽东见洛甫说话更来了兴致,他接着说:

    以不变应万变,敌变我也得变,先藏长用短,诱敌深入,然后抓住机会,避短扬长,一举克之。敌人50万,我们不过几万,与敌人硬顶肯定行不通,我们要采用内外线结合的战术,先拖着敌人走,等敌人疲了,我们再打,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暴露弱点,发生过失,放松警惕,我们再来个大改变,布下一个陷阱,让敌人去钻。

    可是,敌人却步步为营,我们将如何呢?洛甫又问。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暂时放弃一部分土地,攻守进退纯属正常,把包袱扔给敌人,我们绕到他们后面去,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暂时让给他们的苏区,我们不仅可以收复,而且还能扩大。

    没错,我们在五次反“围剿”的军事行动中,与这些克敌制胜行之有效的原则是相悖的。王稼祥赞成地说。

    毛泽东又接着说:敌人的兵力强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打败了。我们要战胜自己,集中优势兵力,有效地打击敌人,或部分地消灭敌人。李德倡导的短促突击,也能消灭一部分敌人,但这种拼消耗的办法,对我们是不利的,这就等于我们自己在打自己。

    洛甫不住地点头。其实这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向毛泽东靠拢。经过云石山上的多次聊天,他已经相信毛泽东是正确的。4月在广昌失败后,洛甫就曾严厉地批评过博古,说伤亡太大,对红军来说,这种步步为营的办法是不明智的。洛甫曾对毛泽东说:红军这样下去不可能取得胜利。

    在长征途中,李德对毛泽东发起的这种担架“阴谋”一无所知,但他知道毛正在同别人谈话,而且也知道这种谈话对他的事业没有好处。

    按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三人被称为“核心小组”或者用李德的话来说是“三人核心”不管叫它什么名称,这三人正渐渐地夺取着长征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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