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的手冷得象石头，仿佛真是一只死人的手。圣地亚哥.纳赛尔在熹微的晨光中跨着大步，穿过院子，主教船上欢快的汽笛声阵阵传来。迪维娜.弗洛尔走出去帮他开门。她穿过饭厅那儿到处是关着熟睡的鸟儿的笼子、柳条做的家具和吊着欧洲蕨的花盆时，竭力不让他赶上。但是，当她拉开门闩时，她又没有逃脱那只猎鹰般的手。他抓住了我的辫子，迪维娜.弗洛尔对我说。当我独自呆在家里的角落里时，他也常常抓我，但是那一天我不再象往常那样害怕，只是想痛痛快快大哭一场。她闪在一边让他出去，透过半开半掩的大门，她看到了广场上沐浴在晨光中的扁桃树，但是她没有勇气再去看别的东西。那时轮船的汽笛声已经停止，雄鸡开始扣鸣了，她对我说。

    鸡声遍地，很难相信镇上会有那么多鸡，我以为鸡声是从主教的船上传来的。她为那个人这个人将永远不会属于她了所做的唯一的事便是违背普拉西达.里内罗的吩咐，没有把大门闩上，使他在紧急的情况下能够退到院子里来。有一个人此人身份一直没有得到证实在门下面塞进一封信来，通知圣地亚哥.纳赛尔有人守在门外要杀他，写了地点，写了原因，还写了有关这个阴谋的精确的细节。当圣地亚哥.纳赛尔从家里出来时，这封信就丢在地上，但是他没有看见，迪维娜.弗洛尔也没有看见，直到这件凶杀案发后很久，才被人发现。已经过了六点钟了，路灯还没有熄灭。在扁桃树枝上，在一些阳台上，还挂着庆贺婚礼的五光十色的花环，好像是为了迎接主教而刚刚挂上去的。细砖铺地的广场以及教堂的前厅那儿是乐师演奏的舞台，堆满了寻欢作乐时留下来的空瓶和各种废品，好象一个垃圾堆。当圣地亚哥.纳赛尔走出家门时，在轮船汽笛的催促下，一些人正向着码头跑去。广场上唯一开门营业的是教堂旁边的牛奶店，在那里有两个人在等着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把他杀死。牛奶店的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在晨光熹微中第一个看到圣地亚哥.纳赛尔，她仿佛觉得他穿的是银白色的衣服。活象一个幽灵，她对我说。这两个准备行凶的人，把报纸裹着的刀揣在怀里，伏在座位上睡着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屏住了呼吸怕把他们惊醒。这两个人是一对孪生子，名叫彼得罗.维卡略和巴布洛.维卡略，当时二十四岁。他们长得一模一样，简直难以将他们分辨出来。他们面目肮脏，但性情温和，预审档案中这样记着。我从小学时就认识他们，要我也会这么写。那天早晨，他们还穿着参加婚礼时的黑色呢料衣服，那衣服对加勒比地区来说是显得过分宽大和庄重了。由于长时间的劳累和焦虑，他们形容憔悴，但他们还是刮了胡子。尽管他们自从婚礼的前夕一直在不断地喝酒，三天以后却已经不醉了，而是变得象彻夜失眠的梦游症患者。在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店子里等了几乎三个小时之后，他们在头几阵晨风的抚慰下睡着了，这是自从礼拜六以来第一次入梦。在主教乘坐的轮船第一次鸣起汽笛的时候，他们几乎也没有醒来，但是当圣地亚哥.纳赛尔从家里出来时，他们却本能地醒来了。那时，两个人紧紧抓起报纸卷，彼得罗.维卡略站了起来。看在上帝份上，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喃喃自语道，你们过一会儿再动手吧，即使是为了尊重主教先生。那是圣神的旨意，她常常这样说。确实，那是天使神意，但是瞬息即逝。

    一听到她说话，维卡略孪生兄弟便思索起来，那个站起来的人又坐下了。当圣地亚哥.纳赛尔穿过广场时，两兄弟的目光仍然盯着他。他们简直是怜悯地看着他，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说。这时修女学校的女孩子们穿着孤儿的制服乱哄哄地奔跑着穿过了读。普拉西达.里内罗说得有理：主教没有下船。除了当地官员和学校的孩子们外，码头上还有很多人，到处可以看到装满了又肥又大的公鸡的背篓，那是送给主教的礼物，因为鸡冠汤是他最爱吃的菜肴。装卸码头上堆满了待运的木柴，轮船至少需要两个小时才能装完。但是它没有停下来，咿咿呀呀地响着，象一条龙似地出现在河流的拐弯处。这时乐队开始奏起了主教颂，公鸡开始在背篓里叫起来，引得镇上的公鸡也都引颈高啼。那个时候，以木炭作动力的传奇式的轮船几乎要绝迹了。尚在使用的寥寥几条已没有自动钢琴和为度蜜月者准备的船舱，而且几乎不能逆流航行。但是这船是新的，有两个烟囱，而不是一个画着袖章般旗子的烟囱，船尾的木轮产生的推动力不亚于海船。在靠着船长室高处的栏杆旁站着穿白色法袍的主教和他西班牙随从人员。那时的情景就象圣诞节一样，我妹妹马戈特曾经这样说。据她说，问题是轮船在从码头前边经过时，汽笛一响喷出了一股蒸汽，把站得离岸最近的人喷了个透湿。那是一种短暂的梦幻。主教面对码头上的人群，在空中画了个十字，随后仍继续机械地这样做着，面部一点没有表情，直到轮船在远方消失，留下一片鸡鸣声。圣地亚哥.纳赛尔感到失望是有理由的。他应卡尔曼.阿马多尔神父的公开要求，捐赠了几驮木柴，此外，还亲自挑选了冠子最好吃的公鸡。但失望只不过是一时的。我的妹妹马戈特和他一起在码头上，看到他当时情绪饱满，象是仍然在婚礼上，尽管阿司匹灵一点也没有减轻他的病痛。他似乎没有感冒，只是一心想着婚礼花了多少钱，她对我说。那时克里斯托.贝多亚同他们在一起，他披露的数字更令人众人惊讶。他和圣地亚哥.纳赛尔一起参加婚礼，和我一起待到将近四点钟，但是他没有去父母那里睡觉，而是留在祖父母家中聊天了。在那里他得知了许多估计婚礼开支所需要的材料。他说那次婚礼请客杀了四十只火鸡，十一头猪，还有四头小牛犊，这四头牛犊新郎放在公共广场上烤，请镇上所有的人吃。他说喝去了二百零五箱走私来的烧酒和将近两千瓶甘蔗酒，那都是在众人之间分掉的。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没有一个人不以某种方式参加了那次最热闹的婚礼。在镇上，这样的婚礼是空前的。圣地亚哥.纳赛尔做美梦似的大声疾呼：我的婚礼也将是这样的，他说，让他们一辈子也讲不完。我的妹妹把圣地亚哥.纳赛尔看成了天使。她又一次想到弗洛拉.米盖尔的好运气，她生活是那样的富有，而到那一年的圣诞节又把圣地亚哥.纳赛尔捞到手了。我突然意识到没有一个比他更理想的丈夫了，她对我说。你想想，他漂亮，端庄，二十一岁就有了自己的财产。当有木薯饼的时候，她常常邀请他来我们家吃早饭，而我母亲那天早晨正在做木薯饼，圣地亚哥.纳赛尔欣然接受了邀请。我去换件衣服，再来找你，他说，并且突然发现手表忘在床头柜上，几点钟了？那时是六点二十五分。圣地亚哥.纳赛尔挽起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拖着他向广场走去。一刻钟之内我到你家，他对我妹妹说。她坚持他们一起马上走，因为早餐已经准备好了。她很少这样坚持，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

    因此，有是我想那时马戈特已经知道有人要杀他，想把他藏在家里。然而，圣地亚哥.纳赛尔说服了她先走，他要去穿骑马的衣服，因为他必须早些到达埃尔.迪维诺.罗斯特牧场去阉小公牛。他就象告别母亲那样摆摆手向她告了别，拉着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向广场走去。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他。码头上的许多都知道圣地亚哥.纳赛尔要遭到杀害。享受着优厚退役金并且十一年来一直任镇长的军校毕业的陆军上校唐.拉萨罗.阿蓬特用两个手指向他打招呼。我有非常实际的理由认为他已经没有任何危险了，他对我说。卡尔曼.阿马多神父也没能注意。当我看到他安然无恙的时候，我想所有那一切都是谎言，他对我说。没有一个人想一想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否有防备，因为大家都以为他不可能没能防备。实际上，我的妹妹马戈特是为数不多几个尚不知道他要被杀的人之一。如果我知道这件事，即使把他捆捆起来，我也会把他带到家里去的，她向预审法官说。她不知道这件事是奇怪的，但是我母亲也不知道这件事就更奇怪了。尽管她多年来已经不上街，甚至连弥撒也不去做，但是一切事情她都比家里任何人知道得早。自从我开始起早上学以来，我就很赞赏她这种才能。我象往常一样看见她脸色苍白，悄悄地在黎明的灰色光芒中用树枝做的笤帚扫院子。当我们睡觉时，她一边呷着咖啡，一边和我谈着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看来她和镇子上另外一些人有着千丝万缕的秘密联系，尤其是和年龄相仿的人。有时她告诉我们一些尚未发生的事情，使我们惊讶不已，那只能是靠她的猜测本领想出来的。然而，那天早晨她却没有感觉到那场从凌晨三点起就酝酿着的悲剧。她已经扫完了院子。

    当我的妹妹马戈特出去迎接主教时，看见她在磨木薯准备做饼。到处雄鸡高唱，我母亲在回忆那天的情景时常常这样说。但她从未把远处的鸡叫和主教到来联系在一起，而是同婚礼的尾声联系在一起。我们家离大广场很远，座落在河对面一片芒果林里。我的妹妹马戈特沿河岸一直走到了码头。人们由于主教来访都兴奋极了，所以根本顾不上其他新闻。他们把卧床的病人抬到门廊里，让病人在那儿接受圣药。女人们从院子里跑出来，手里拿着火鸡、提着猪崽和各种吃食。从对岸开来了装饰着鲜花的独木舟。但是，当主教没有上岸便离去后，另一个被压抑的消息便变得和他到来同样轰动了。就是在这时，我妹妹马戈特已知道得清清楚楚：安赫拉.维卡略，就是那个在前天结婚的美丽的姑娘，被退回了父母家里因为丈夫发现她不是处女。我觉得我马上要死了，我妹妹说。但是，尽管这件事已是满城风雨，但谁也说不清可怜的圣地亚哥.纳赛尔是怎样牵连进这件麻烦事里去的。大家唯一确切知道的是安赫拉.维卡略的两个哥哥等着杀死他。我妹妹咬着牙不哭出来，回到家里，她在厨房里看到了我母亲，老人穿着一身蓝花底的礼拜天服装，那是准备主教过来问候我们才穿的。与此同时，妈妈还一边整理餐桌，一边哼着一支题为看不见的爱情的葡萄牙民歌。我妹妹注意到她比平常多放了一个位子。这是给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的，我母亲对她说。人们告诉我，你要请他来吃早餐。撤掉吧，我妹妹说。于是，她对妈妈说了。但是仿佛妈妈已经知道了，她对我说。就象往常一样，一个人开始给她讲点什么，还未讲到一半，她就全部清楚了。那个不幸的消息使我母亲难过极了。

    圣地亚哥.纳赛尔这个名字就是依照她的名字起的，此外，她还是他洗礼时的教母，不过，她和被退回的新娘的母亲普拉.维卡略也有亲缘关系。尽管如此，没等把女儿的话听完，她就穿上了高跟鞋，披上了只是去教堂参加悼唁仪式时用的头巾。我父亲从床上听见了一切，他穿着睡衣裤来到餐厅，大惊失色地问她到哪儿去。去告诉我的干亲家普拉西达，她回答说，所有人都知道要杀死他儿子，可唯独她不知道，这是不公正的。我们同她的关系和同维卡略一家同样亲密呀！我父亲说。永远应该站在死者一边，我母亲说。我的弟弟们开始从别的房间里走出来。最小的几个弟弟听到发生了这样一场悲剧，不禁哇地一声哭了。我母亲没有理睬他们，这在她是平生第一次，她也没有睬她的丈夫。你等一下，我去穿衣服，他对她说。她已经在大街上了。

    我的弟弟哈依梅这时还不满六岁，他穿好衣服准备去上学。你陪妈去，我父亲命令他说。哈依梅跟在她后面跑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往哪儿去，他抓住了母亲的手。她一边走，一边一个人自言自语，哈依梅对我说。这些坏蛋，她低声说，不齿于人类的畜生，他们除了干坏事以外什么都不会干，她甚至没有意识到她正拉着孩子的手。大概人家以为我是疯子，她对我说。我只记得远远听到很多人的嘈杂声，仿佛婚礼又重新开始了，所有的人都涌向广场。她以最大的决心加快了脚步，因为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直到有个迎面跑来的人对她的发疯举动表示了同情：您不必麻烦了，路易莎.圣地亚加，他跑过去时对她喊道，他们已经把他杀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