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丘搜集的史实与奇事

/>     1960年代，科丘的作品仍分卷出版，他耐心的读者们并未把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当做查阅这座城市的实质性参考，而是把它当作融合本市奇闻轶事与日常生活的杂志来读。我记得去别人家做客时，见过有人把这些书册跟周刊摆在一起。尽管如此，科丘并非家喻户晓。他百科全书里的忧伤城市与1960年代伊斯坦布尔的社会习俗大相径庭，而且没有多少读者能够容忍，更别说是领会他的性嗜好了。但五十年来，他的第一部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以及第二部的最初几卷，有一批忠实的支持者，特别是作家和学人，渴望了解伊斯坦布尔的迅速西化及其被烧毁、拆除并抹去的过去，他们将最初几卷判定为“严谨”且“科学”但是对我而言，只有在翻阅后来的几卷——由一组人数大为减少的作家创作，给予科丘的个人癖好充分的施展空间——我的思绪才像插上了翅膀，在现在与过去之间飞舞。感觉上，科丘的哀愁与其说是源自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和伊斯坦布尔的衰落，不如说是源于他本身在“雅骊”和木造楼阁中度过的幽暗童年。我们可将我们的百科全书作者看做典型的收藏家，在遭遇个人创伤后与世隔绝，同物件独处。然而，科丘缺少标准收藏家的唯物主义，他的兴趣不在物件，而在猎奇故事。但正如许多西方收藏家不知道他们的收藏品最终将收进博物馆还是散置各处，他最先有这股冲动时也没有宏大的计划：他开始收集任何吸引他、与城里新奇事物有关的任何资讯。

    他意识到他的收藏可能永无止境，于是才有编纂百科全书的想法，从那时开始，他一直很清楚其收藏品的“物性”1944年就认识科丘的拜占庭与奥斯曼艺术史家埃耶瑟教授，从百科全书诞生以来便为它撰写词条，科丘死后，他描述科丘庞大书库中堆满了他存放在信封里的“材料”——剪报、图片与照片、卷宗与笔记（今已遗失），这些收集自他多年来阅读的19世纪报纸。

    科丘意识到自己无法活着完成百科全书，于是告诉埃耶瑟，想把一生集结的全部收藏拿去花园焚毁。只有真正的收藏家才会考虑这么做，这使人想起曾在“苏富比”艺品拍卖公司工作的小说家查特文，他笔下的主人翁乌兹一时气愤，毁坏了自己的瓷器收藏。科丘最终并未让愤怒占上风，但就算如此也没什么不同：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的制作越来越慢，终于在1973年完全停止。之前两年，与他合伙的有钱人曾批评他太随心所欲，都是不必要的长篇大论，科丘跟他起了口角，而后将他的全部收藏——打字稿、剪报和照片——从巴比阿里的办公室挪往哥兹塔比的公寓。无法将悲伤的历史故事融入文本或放进博物馆收藏，科丘只能在纸张堆积如山的公寓中度过晚年。他的姐姐过世后，父亲盖的木造楼阁就卖了，但科丘并未离开昔日的街坊。科丘遇见他晚年的同伴梅米特，如同遇见他在百科全书中描述的许多孩子；梅米特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他收容照顾他，把他当儿子一样抚养长大。日后，梅米特办了一家出版社。

    四十几位朋友——大多数是埃耶瑟之类的史学家或文人——三十年来为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撰稿却未曾领取报酬。有些人，像是阿鲁斯，他写记事录和幽默小说，记述19世纪的伊斯坦布尔——其特质、其宅邸和帕夏们干的坏事）和埃尔，他撰写详尽的市政史，并于1934年出版著名的城市指南）同属老一辈的人，科丘的最初几卷出版时，这些人也相继去世。至于年轻一辈的，日子一长，他们与科丘日渐疏远“因为他反复无常”（埃耶瑟的说法）。于是这些努力的仪式——办公室的长谈和街坊酒馆的长夜——渐渐减少。

    1950年至1970年间，科丘喜欢在百科全书办公室与朋友交谈，揭开夜的序幕，之后移师西克鲁兹的酒馆。他们当中未曾有过女性：这群住在清一色男性世界中的著名作家，被认为是古典文学和奥斯曼男性文化的最后代表。为人熟知的女性形象，对浪漫故事的热爱，把性跟罪孽、淫秽、诡计、欺骗、变态、堕落、懦弱、灾祸、罪行与恐惧扯在一起，百科全书的每一页都显示出这种传统的男性文化。在它出版的前后三十年间，仅有一两位女性写过词条。后来，清一色男性的酒馆之夜成为写作出版仪式的重要部分，因此本身也值得成为词条：在“酒馆之夜”一条，科丘宣称他与文人同辈们遵循着一个优良传统，即都是在上酒馆之后才写得出东西的奥斯曼诗人。他又一次赞颂为他们取酒的美少年，在写下这些少年的衣着、腰带、细致的五官和一贯的优雅之后，科丘断言，记载酒馆之夜的最伟大作家是拉西姆：他对伊斯坦布尔的典雅之爱，以及他捕捉生动场景的才华，深深影响了科丘及其导师勒菲克。

    科丘在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和他“根据真实文件”为报纸所写的连载文章中，取用拉西姆所写有关古伊斯坦布尔的辛辣故事，使它们发出邪恶、阴谋和浪漫的光芒。（最好的两个例子是人们在伊斯坦布尔寻找爱情时所发生的事以及伊斯坦布尔的老酒馆，酒馆中充满异国风情的舞男与男女酒客。他利用土耳其著作权法的不严谨，大量引用大师的话——有时未免太多，却始终真心诚意。

    从拉西姆出生（1865）到科丘出生（1905）之间的四十年里，众人目睹了城内最早的报纸出刊，阿布杜勒哈米德的西化统治与政治压迫，大学的创办“青年土耳其党”的抗议及报刊出版，文学界对西方的仰慕，土耳其最早的小说，猛烈的移民潮以及多场大火。比历史的变动更让两位最古怪的伊斯坦布尔作家有别于彼此的原因，是他们对西方诗学的看法。拉西姆年轻时代写过受西方启发的小说与诗，但很早便接受失败，并意识到过度受西方影响是一种装腔作势，一种“盲目模仿”：就好像，他说道，在穆斯林社区卖田螺。此外，他认为西方人对独创性、文学作品的永垂不朽以及把艺术家奉若神明等看法太不合宜，反倒顺应一种苏菲派当之无愧的谦卑哲学：他给报纸写稿是为了谋生，也引以为乐。虽然深受伊斯坦布尔的无穷活力所启发，他认为没必要为他的“艺术”吃苦头，或认真创造历久不衰的“艺术”他只在报社找他的时候写写专栏。

    相较而言，科丘完全摆脱不了西方的形式：着迷于西方分类法的他，以西方人的眼光看待科学与文学。因此很难把他最爱的主题——奇人奇事，执着癖好，不可思议的边缘生活——与他的西方理想统一起来。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他，对当时在西方边缘地带兴起的浪漫派堕落一无所知。但即使知道，他也是取自某种奥斯曼传统，预期文人学者不在边缘地带，也不在堕落的地下活动，而是在社会的中心，与文化和权力中心进行有益的对话，向这些中心喊话。科丘最初的梦想是在大学担任教授，遭撤职后，接下来的梦想是出版一部有分量的百科全书。他的首要愿望让人感觉是要建立其“奇特想像”的威权，使其具有学术正当性。

    对城市的暧昧世界有共同嗜好的奥斯曼作家，则没有这般掩饰的必要。在风行于17、18世纪的“城市书”当中，这些作家歌颂城市的种种面貌，同时也颂扬城市美少年的美德。事实上，这些诗意的“城市书”无拘无束地把描述美少年的诗句和描述市内名胜古迹之美的诗句混杂在一起。随意举个知名的奥斯曼作家为例，比方说17世纪旅行家艾弗里雅的作品，便足以让人了解文学传统如何容许诗人以歌颂城内清真寺、气候、水道的相同用语，来颂扬城里的少年。但科丘这位“老派”伊斯坦布尔作家却发现自己困在压倒性、一元化、均质化的西化运动中，没有多少方式容他表达他那些“不容于社会”的嗜好与迷恋。于是他以百科全书的事业作为逃避。

    但是他对百科全书的理解还有些古怪之处。科丘在放弃第一部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之后撰写的从奥斯曼一世到土耳其国父中，提及一本中世纪的“美妙生物”书，克里亚著的创造的奇妙，说它是“某一类百科全书”科丘带着某种民族自豪说，这证明奥斯曼人早在受西方影响之前，便撰写并使用百科全书之类的书籍，这感人的评论表明，他所认为的百科全书不过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一堆史实大杂烩。他也似乎没想过史实与故事之间有所差异，必须有某种等级的逻辑，让某些事情的重要性高于其他事情，为文明的本质与进程提供线索。换句话说，有些词条应简短，有些则应长篇论述，还有一些词条，根据事实本身应当完全省略。他从未想过他是为历史效劳：他认为是历史为他效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丘就像尼采的文章论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中“无能为力的历史学家”——专注于历史细节，将城市的历史变成他自己的历史。

    他无能为力，是因为——就像那些不折不扣的收藏家，他们不依市场价值而是依主观价值评定东西的等级——他对多年来从报纸、图书馆和奥斯曼文件中挖掘出来的故事眷恋不已。一位快乐的收藏家（一般来说是位“西方”绅士）——不论其寻猎的起源是什么——能够将他汇集的物品整理成序，加以分类，使不同物件之间的关系清楚明确，使他的系统条理分明。但科丘的伊斯坦布尔并不存在由单一收藏品组成的博物馆，他的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与其说是博物馆，毋宁说是16至18世纪深受欧洲王子们与艺术家们喜爱的藏宝柜。翻阅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就好比往柜子的窗内瞧：在惊叹海贝、动物骨骼和矿石标本的同时，你也忍不住对其古雅情趣会心而笑。

    我这一代的爱书人听人提起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便以同样亲切的笑容表示欢迎。因为我们之间相隔半个世纪，因为我们喜欢认为自己更“西式”和“现代化”所以在说出“百科全书”这几个字时，我们的嘴角不免一撇，露出嘲讽。但同时也对这位天真乐观的男人寄予同情与了解，他认为自己可采用经过好几百年才在欧洲发展而成的一种形式，以拉杂错综的方式一举掌握。然而在此种轻微的优越感背后，我们暗自庆幸看到这部书出自一个夹在现代化与奥斯曼文化之间的伊斯坦布尔，拒绝加以分类或以任何方式惩戒光怪陆离的无政府状态。尤其是一部多达十二巨册的全部绝版的书！

    偶尔我会遇到为某种理由而不得不读全套十二卷的人：研究伊斯坦布尔苏菲僧侣道院遗址的艺术史家朋友，想多了解伊斯坦布尔少为人知的公共澡堂的另一位朋友彼此会心而笑之后，我们总有一种深深的冲动，想彼此交换意见。我笑着问我的学者朋友是否读到古老的澡堂里通往男士区的门前有洗破鞋、补衣服的旧货摊？我的朋友反过来提出自己的问题：同一卷当中“郁普苏丹的陵墓梅树”一条如何说明被称做“陵墓”的某类梅树？谁是“水手法哈德”？（答案：一位勇敢的水手，1958年夏日救了一个从岛际渡船掉落海中的十一岁少年。）这时我们改谈贝尤鲁流氓卡菲尔，他于1961年杀害其邪恶对手的贴身保镖（依“多拉德雷惨案”词条所述），或谈论“骨牌玩家的咖啡馆”多属城内希腊、犹太、亚美尼亚等少数族裔的骨牌迷曾聚在这里玩牌。这把话题带到我在尼尚塔石的家人，因为我们也玩骨牌。我忆起过去在尼尚塔石和贝尤鲁贩卖骨牌的玩具、香烟和杂货老店，于是我们开始沉溺在回忆与怀旧当中。或者我会说起“内裤男人”词条（叙述为美观而受割礼的“皮条客”带着他的五个女儿游走于各个城市，女儿们就像她们的父亲，深受由安纳托利亚来到伊斯坦布尔的商人所喜爱）我也会说起19世纪中叶深受西方游客喜爱的帝国饭店，或谈论“商店”一条，他如何详细地叙述伊斯坦布尔商店名称的改变。

    我的朋友和我一旦感受到古老的忧伤笼罩我们，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科丘真正的主题是他未能以西方的“科学”分类法来阐释伊斯坦布尔。他失败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伊斯坦布尔是如此多样，如此混乱，比西方城市诡奇许多，它的杂乱无章拒绝被分类。但是我们抱怨的此种“异己性”在我们谈了一会儿之后，看上去越来越像美德，于是我们想起为何珍惜科丘的百科全书——因为它让我们沉浸于某种爱国主义。

    我们并未养成怪癖，赞扬伊斯坦布尔的光怪陆离，我们承认我们之所以喜爱科丘是因为他的“失败”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之所以未能成功——这也是四位忧伤作家潦倒之所在——是因为作者终究未能西方化。想以新的眼光看城市，这些作家必须破除自己的传统身份。为了西化，他们踏上不归路，走向东西方之间的朦胧地带。就像我们的其他三位忧伤作家，科丘最美最深刻的篇章存在于两个世界交会处的部分，而（也跟其他三位一样）他为他的独创性所付出的代价，则是孤寂。

    科丘死后，在1970年代中叶，每逢去拱廊市集，我便驻足于倍亚泽特清真寺旁边的沙哈发尔二手书市，找到科丘晚年自费出版的最后一批未装订成书的分卷，坐在一排排泛黄、褪色、发霉、廉价的旧书中间。我在祖母家的书房开始阅读的这些书卷，如今以废纸价格出售，然而我认识的书商们仍说他们找不到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