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大道

    读者诸君，请想象一下吧！一座天蓝色瓷砖砌成的游泳池，一些被太阳晒黑、并对运动有敏感性的人们在池里游泳。从池边到沐浴室前，坐着同样晒黑、同样有敏感性的男男女女。或许还有扩音器里传来的、音量调小的音乐。健康但乏味无趣，绷紧游泳衣的轻度的干巴巴的情欲。瓷砖地很滑，然而没有人滑倒。为数不多的禁令牌，即使如此也纯属多余，因为游泳的人只上这里来待上两个小时，而所禁止的却都是游泳池外面才会发生的事情。不时有人从三米跳板上跳下来，但不能赢得游泳的人的注目，也不能引诱躺着的游泳客的眼睛离开有图画的报纸——突然间，一阵风！不，不是风。原来是个年轻人，慢慢地、目标明确地、一档接一档地爬上十米跳台的梯子。杂志连同来自欧洲和海外的报道被放下来了，眼睛跟着他一起往上爬。躺着的躯体变长了，一个年轻女人用手给眼睛遮光，某人忘了他正想的事，一句话没能说出来，一次调情刚开始，话说到一半便提前结束——现在他站在跳台上，体格好，精力足，上下弹跳，靠在微弯的钢管扶手上，臀部漂亮地一扭离开了扶手，走上高悬的、每走一步都会弹上弹下的跳板，向下望去，注视着天蓝色的、小得令人惊慌的游泳池。池子里，红、黄、绿、白，红、黄、绿、白，红、黄游泳女人的游泳帽像多变的万花筒。有熟人坐在下面。道丽丝-许勒和埃丽卡-许勒，尤塔-达尼埃尔和她的男朋友，这个男的根本配不上她。她们挥手，尤塔也挥手。他一边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一边向下招手。她们叫喊。她们想干什么？试一试，她们喊道；跳呀，尤塔喊道。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打算，只想看看上面是怎么回事，于是又慢慢地一档一档抓着爬下来。她们又喊了，喊得大家都能听到。她们大声喊道：跳呀！跳呀！跳！

    待在离天这么近的跳台上，真是身处绝境，我这么讲，诸君必定会同意。撒灰者团伙成员和我，也身处类似的境地，但不是在游泳季节，却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我们爬到高处，挤满了跳台，下面，坐着法官、陪审法官、证人和法院办事人员，构成庄严的马掌形，在没有水的游泳池周围。

    施丢特贝克走到没有扶手但有弹性的跳板上。

    “跳！”法官合唱队喊道。

    施丢特贝克没有跳。

    这时，下面证人席上站起一个身材瘦长的少女，身穿贝希特斯加登小茄克和一条百褶裙。一张白色的、不再模糊不清的脸——直到今天我还断言，它构成了一个三角形——仰起来，像一块闪烁的终点标志牌。卢齐-伦万德没有喊，而是低声说：“跳，施丢特贝克，跳！”

    这时，施丢特贝克跳了。卢齐又坐到证人席的木凳上，把编结的贝希特斯加登小茄克的袖子拉拉长，遮住她的拳头。

    摩尔凯纳一瘸一拐地上了跳板。法官要他跳。摩尔凯纳不想跳，窘迫地对着他的指甲微笑，一直等到卢齐楼起羊毛茄克衫的袖子，露出拳头，向他仰起细眼睛黑框三角形。这时，他目标明确地朝三角形跳去，可是没有达到目标。

    煤爪和赤膊天使上跳台时就不友好，在跳板上打起架来。赤膊天使被撒了灰，甚至在往下跳的时候，煤爪还抓住赤膊天使不松手。德力支兔，长着有丝一样光泽的长睫毛，在跳之前闭上了他的无穷悲哀的狍子眼。

    空军辅助人员在跳之前必须脱掉制服。

    伦万德兄弟也不准以辅弥撒者的身份跳下天国去。他们的妹妹卢齐，身穿露线头的战时羊毛茄克衫，坐在证人席上，提倡跳跃运动，她也决不容忍他们那样做。

    同历史记载相反，贝利萨尔和纳赛斯先跳，托蒂拉和泰耶在后。

    蓝胡子跳了，狮心跳了，撒灰者团伙的基本群众——鼻子、布须曼人、油港、吹笛人、芥末瓶、弯刀和箍桶匠都跳了。

    施图赫尔，高中生，斜眼儿，斜得叫人吃不消，只能算作撒灰者团伙的半个成员，那天碰巧赶上。他也跳了。跳板上只剩下耶稣一个，法官合唱团把他当成奥斯卡-马策拉特，喝令他跳，耶稣不理睬。肩胛骨间拖着细细的莫扎特发辫、面孔铁板的卢齐又从证人席上站起来，搂起羊毛茄克衫的袖子，闭拢的嘴一动不动地低语道：“跳吧，甜蜜的耶稣，跳吧！”这时，我明白了十米跳台的诱惑力。这时，灰色小猫在我的膝窝里打滚，刺猬在我脚底下配对，燕子在我的腋窝里展翅。这时，不只是欧罗巴，整个世界都在我脚下。美国人和日本人在吕宋岛上跳火炬舞1。他们军装上的细眼和圆眼钮扣丢了。在斯德哥尔摩倒有个裁缝，这时正在给一件大方的条纹晚礼服钉扣子。蒙巴顿正用各种口径的炮弹喂缅甸大象2。这时，利马一个寡妇正在教鹦鹉学舌，说“卡拉姆巴”这个词儿。这时，太平洋中部有两艘巨大的、像哥特式教堂一样装饰着的航空母舰迎面驶去，让飞机起飞，互相击沉。飞机不能降落，走投无路，便像天使似的纯譬喻性地悬挂在空中，嗡嗡叫，消耗着它们的燃料。这一点也不打扰哈帕兰达的某位刚下班的电车售票员。他把鸡蛋打到平底锅里，两只给自己，两只给他的未婚妻。他事先把一切都考虑周到，微笑着等待她的到来。不难预料，科涅夫和朱可夫的军队将再次出动；在伊朗下雨的时候，他们将突破魏克塞尔防线，过迟地占领华沙，过早地占领柯尼斯贝格3，但他们不会妨碍巴拿马的一个有五个孩子和一个丈夫的女人在煤气灶上煮糊牛奶。显而易见，时事的线索，前端未知分晓，缠成各种套结，演成历史，后端已被编织成历史学了。我也注意到，游手好闲、皱眉头、垂下脑袋、握手、生孩子、铸造伪币、关灯、刷牙、枪毙以及换尿布这些活动到处都有，尽管灵巧与熟练的程度不一。这许多有目的的行动使我昏了头，因此，我把注意力又转回到为向我表示敬意在跳台脚下举行的审判上去。“跳吧，甜蜜的耶稣，跳吧！”早熟的证人卢齐-伦万德在低语。她坐在撒旦的怀里，更显出她还是个处女。撒旦给她一个香肠面包，让她高兴。她咬了一口，仍然保护贞洁。“跳吧，甜蜜的耶稣！”她咀嚼着，向我显示她的未破损的三角形——

    1指美军于1945年五月开始收复被日军所占的吕宋岛。

    2指自1944年起由蒙巴顿将军发起的缅甸攻势。

    3苏军于1945年1月17日攻克华沙，1月28日包围柯尼斯贝格，4月10日守城德军投降。

    我不跳，决不会从跳台上往下跳。这不是最后一次对奥斯卡的审判。曾经有过多次，甚至最近还有人想引诱我去跳。像在审判撒灰者时那样，在戴戒指的手指案审理过程中——我称之为第三次对耶稣的审判也许更好——没有水的天蓝色瓷砖游泳池边上也有足够的观众。他们坐在证人席上，想通过对我的审判以及在审判我之后继续活下去。

    但我转回身去，掐死腋窝里的燕子，压死鞋底下举行婚礼的刺猬，饿死膝窝里的小灰猫——我鄙弃了往下跳的欣快感，直挺挺地走上平台，摇摇晃晃地踩住扶梯，往下爬。我让扶梯的每一档向我证明，不仅可以登上跳台，也可以不跳而重新离开跳台。

    下面，等着我的有玛丽亚和马策拉特。维恩克圣下不请自来给我祝福。格蕾欣-舍夫勒给我带来一件冬大衣，外加蛋糕。小库尔特长大了，既不认识我这个父亲，也不认识我这个同父异母兄长。我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搀着她的哥哥文岑特。文岑特阅历甚深，但说话颠三倒四。

    我们离开法院大楼时，一名文官走到马策拉特面前，递给他一份信件并说：“您真应该再考虑一下，马策拉特先生。这个孩子必须离开街道。您瞧瞧，这样一个不能自理的孩子被什么样的家伙滥用了！”

    玛丽亚哭了，给我挂上鼓，这是维恩克圣下在审判期间替我保存的。我们走到火车站旁的电车站。最后一段路由马策拉特抱着我。我从他肩上往后看去，在人群中寻找一张三角形脸，想知道，她是否也得上跳台，她是否跟在施丢特贝克和摩尔凯纳后面往下跳，她是否也像我一样知道了扶梯有第二种用途：让人爬下来。

    直到今天我还不能戒掉这个习惯，即在街上和广场上四处张望，寻找一个瘦瘦的、既不漂亮也不难看然而不停地蓄意谋杀男人的“油煎鱼”1。甚至躺在疗养护理院的床上，当布鲁诺通报有陌生人来访时，我也会吓一跳的。我所害怕的是：卢齐-伦万德来了，这个吓唬孩子的坏蛋和黑厨娘，她最后一次来喝令你往下跳——

    1“油煎鱼”指接近成年（十四至十七岁）的少女，黄毛丫头。

    马策拉特考虑了十天之久，他该不该在信件上签字并寄回给卫生部。到了第十一天，他签了字寄出了，但这时这座城市正遭炮兵轰击，邮局是否有可能发信已成问题。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坦克先头部队进抵埃尔平1。魏斯指挥的德国第二军进入但泽周围高地上的阵地。地窖生活开始了——

    1时间为1945年2月10日。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地窖是在店堂下面。从过道里厕所对面的地窖口下去，走十八级台阶就到了。它的前面是卡特和海兰德的地窖，后面是施拉格的地窖。老海兰德还在。可是，卡特太太、钟表匠劳布沙德、艾克夫妇和施拉格夫妇带着若干行李走了。后来听说，他们这几个，还有格蕾欣-舍夫勒和亚历山大-舍夫勒，在最后一分钟登上一艘以前属于“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轮船走了，朝什切青或吕贝克方向或者朝一枚水雷驶去，被炸飞到了空中。总而言之，一半以上的住房和地窖已空无一人。

    我家地客的优点是有第二个入口，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在店堂柜台后面的吊门下面。这样也就没人能看见，马策拉特把什么东西搬进了地窖，又把什么东西从地窖里取出来。马策拉特在战争年头堆积在那里的贮存物资，谁看了都会妒忌我们的。干燥、暖和的地窖里放满了生活必需品：各种豆类、面食、糖、人造蜂蜜、面粉和人造黄油。几箱松脆面包片摞在几箱食用椰子油上。什锦蔬菜罐头同米拉别里李子罐头、嫩豌豆罐头和李子罐头一起码在几个木架上，这是实干家马策拉特自己做的，固定在墙头的栓销上。大约在战争中期，根据格雷夫的倡议，在地窖天花板和水泥地之间加了几根横梁，使这个生活必需品仓库也成了符合规定的安全的防空室。马策拉特曾多次想卸下这些横梁，因为但泽除了骚扰性袭击外还没有遭受过较大的轰炸。任防空员的格雷夫死了，不能再劝告他。这时，玛丽亚求他保留这几根支撑的横梁。为了小库尔特，她需要安全，有时也说是为了我。

    一月底头几次空袭时，老海兰德和马策拉特合力把特鲁钦斯基大娘连椅子一起抬进我家地窖去。后来，他们就不管她了，也许是她自己有所表示，也可能是抬上抬下太费劲，便把她留在卧室的窗户前。一次对内城的大轰炸过后，玛丽亚和马策拉特发现这位老太大下巴吊着，翻了白眼，好像一只黏黏糊糊的小苍蝇飞进了她的眼睛里。

    于是，卧室的门从铰链上卸下来了。老海兰德从他的仓库里取来了工具和几块箱子板，抽着马策拉特给他的德比牌香烟，动手量尺寸。奥斯卡帮他干活。其余的人都躲进了地窖，因为高地的炮轰又开始了。

    老海兰德想快点干完，钉一个简陋的、两头一般大的箱子了事。奥斯卡主张做成传统的棺材形状，寸步不让。我替他扶住木板，让他按我规定的尺寸去锯，结果，他还是下决心做成了一头小的形状，这也是任何一个人的尸体所要求的。

    末了，棺材看上去挺精致。格雷夫大太替特鲁钦斯基大娘擦身，从柜子里取出一件刚洗过的睡衣，替她剪指甲，梳好发髻，用三根毛线针固定住。总之，她费了不少心，使特鲁钦斯基大娘死后还像一只灰耗子，而她活着时，喜欢喝麦芽咖啡，吃土豆煎饼。

    这只坐在椅子上的耗子在大轰炸时抽了风，这时躺在棺材里，双膝是隆起的。海兰德趁玛丽亚抱着小库尔特离开房间时，利用这短短的几分钟，敲断了她的腿，这才钉上了棺材盖。

    可惜我家只有黄漆而没有黑漆。于是，特鲁钦斯基大娘就躺在没上漆但一头小的木板箱里被抬出寓所，下了楼梯。我背着鼓跟在后面，注意读棺材盖上面的字：维特洛人造黄油——维特洛人造黄油——维特洛人造黄油，上下三行，间距相等。这事后补充证明了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口味是什么。她活着的时候宁愿吃从纯植物油脂提炼成的维特洛人造黄油，也不愿吃最好的真黄油，因为人造黄油使人健康，有生气，有营养，吃了后精神愉快。

    棺材放在格雷夫蔬菜店的平板车上。老海兰德拉车穿过路易森街，马利亚街，过了安东-默勒路——那儿两幢房子在着火——朝妇科医院方向走去。小库尔特由寡妇格雷夫太太照料，留在我家地窖里。玛丽亚和马策拉特推车子，奥斯卡坐在车上，他更愿意坐到棺材上去，但是不准坐。街道堵满了从东普鲁士和韦尔德尔来的难民。体育馆前的铁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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