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班有轨电车或朝拜密封大口玻璃瓶

，撒旦，许多白色，出走，搬迁，又回来，不能摆脱，嫉妒但是又无缘无故，疾病但不是自己得的病，死亡但不是自己寻的死，不，不知道，也不愿意，正在摘矢车菊，那一个来了，不，事先就陪伴着，再也不能……阿门？阿门。

    我，戈特弗里德-封-维特拉，之所以把这份祈祷记录补充到我对法庭的证词中去，仅仅是因为，这份有关无名指的女主人的陈述，尽管读起来含混不清，却同法庭关于被谋杀的女人，护士道罗泰娅-肯盖特的报告大部分相吻合。怀疑被告的证词，即他既没有谋杀这位护士，也没有面对面见过她，这可不是本人的任务。

    不过，我的朋友跪在由他放在椅子上的大口玻璃瓶面前并敲打由他夹在两膝之间的铁皮鼓时是诚心诚意的，今天我还认为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并且是有利于被告的一个证明。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还经常有机会目睹被告祈祷与击鼓，因为他请我当他的旅伴，并给我慷慨的报酬，带我一起去作他已中断较长时间、但在拣到无名指后不久便又恢复了的旅行演出。我们周游了整个西德，也得到去东德甚至去外国的提议。可是，马策拉特先生宁愿留在国境之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而不愿去凑流行的旅行演出的热闹。在演出之前，他从不对大口玻璃瓶击鼓祈祷。在他登台演出之后，在时间拖得很长的晚餐之后，我们回到旅馆房间里时，他才击鼓祈祷，我则提问记录。之后，我们把这一次的祈祷同前几天或前几周的祈祷作比较。祈祷有长有短。求得的话有时十分矛盾，但改日却又变得一目了然而且冗长详细。然而，由我收集并在此呈交法庭的全部祈祷记录，其内容均不多于我附在我的证词后的那份第一次的记录。

    在这一年中，我在旅行演出的间歇泛泛地认识了马策拉特的一些熟人和亲戚。例如，他向我介绍了他的继母玛丽亚-马策拉特太太。被告非常爱慕她，却有克制。那天下午，我见到了被告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库尔特-马策拉特，十一岁，受到良好教育的文科中学学生。玛丽亚-马策拉特太太的姐姐，古丝特-克斯特太太，同样给我良好的印象。被告告诉我，战后头几年，他的家庭关系遭破坏。直到马策拉特先生替他的继母开设了一家规模很大、也进口南方水果的美食店，当该店遇到困难他又一再资助的时候，继母与继子之间才结成那种友谊的同盟。

    马策拉特先生也让我结识了几位他先前的同事，主要是爵士乐师。尽管我觉得闵策尔先生——被告亲切地叫他克勒普——是那样开朗与随和，我至今仍无足够的勇气与愿望继续保持这种联系。

    由于被告的慷慨大度，我没有必要继续从事我的装饰师的职业。然而，当我们由旅行演出回到本地后，出于从业的乐趣，我便接受委托装饰一些橱窗。被告亲切友好，对我的手艺颇感兴趣，多次半夜三更站在街上，不知疲倦地充当我的平庸手艺的观赏者。有时，工作做完后，我们还在夜深人静的杜塞尔多夫溜达一圈，但避开旧城，因为被告不爱看到牛眼形玻璃和古德意志的商店招牌。就这样——我现在进入本人证词的最后部分——一次子夜过后的散步引我们穿过下拉特来到有轨电车停车场前面。

    我们默契地站住，注视着驶入停车场的末班有轨电车。这样一个场面真好看。周围是黑暗的城市，远处，一个喝醉的建筑工人在怪声唱歌，因为今天是星期五。除此以外，一片寂静，尽管进场的末班电车铃声丁当并让弯曲的铁轨发出声响，但不是喧闹。大多数电车驶入停车站，可是也有几辆空车，横七竖八地停在铁轨上，像过节似的亮着灯。是谁出的主意？是我们的主意。不过，是我先开的口：“亲爱的朋友，怎么样？”马策拉特先生点点头，我们不慌不忙地上了车。我站到驾驶台上，随即摸到了门道，稳稳起动，慢慢加速，表现得像个优秀的有轨电车司机。当我们已经把明亮的停车场扔在背后的时候，马策拉特先生用这样一句话嘉许我的表演：“你肯定是个受过洗礼的天主教徒，戈特弗里德，要不然的话，你开有轨电车就不会开得这么好。”

    说实话，这件小小的临时工作给了我许多乐趣。看来，停车场上的人没有发现我们把车开走了。没有人追我们。再说，人家可以切断电源，不费吹灰之力就让我们停下来。我把电车朝弗林格恩方向驶去，穿过弗林格恩，正考虑是否在汉尼尔附近拐弯，朝拉特、拉亭根驶去，这时，马策拉特先生请我开进去伯爵山、格雷斯海姆的轨道。虽说我害怕狮堡舞厅下面的那段上坡路，但仍迎合了被告的愿望，闯过了那段上坡路，过了舞厅。这时，我不得不刹车，因为有三个人站在铁轨上，与其说是求我，不如说是强迫我停车。

    刚过哈尼尔，马策拉特先生就已经到车厢里面去抽香烟了。我作为司机只好大声说：“请上车！”我注意到第三个不戴帽子的人。他被两个戴着有黑色系带的绿帽子的人夹在中间，上车时动作笨拙或者是被挡住了眼睛，好几次没有踩到踏板。他的两个陪同或看守相当粗暴地帮他登上司机台，紧接着走进车厢去。

    我又把车开走时，听到后面车厢里一阵凄惨的呜咽声，接着是有人连打几个耳光。然后，是马策拉特先生坚定的声音，我听了才放下心来。他谴责刚上来的那两个，警告他们，不该动手打一个受伤的、半瞎的又苦于丢失了眼镜的人。

    “您少管闲事！”我听到戴绿帽子的人中间的一个厉声吼道，“他今天还要经历他所想象不到的事呢！本来嘛，已经拖得够久了。”

    我把电车向格雷斯海姆徐缓地驶去时，我的朋友，马策拉特先生想要知道，这个可怜的半瞎的人究竟犯了什么罪。他们的谈话立即转到了奇怪的话题上去。刚讲了两句话，大家就置身于战争时期了，或者说，倒转到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战争爆发，那个半瞎子据他们说是个义勇军战士，非法地保卫过一座波兰邮局大楼。奇怪的是，马策拉先生尽管当时只有十五岁，却认识这个半瞎子，在谈话过程中，称他为维克托-韦卢恩。这个可怜的、近视的、送汇款单的邮递员，在战斗过程中丢掉了眼镜，没有眼镜逃跑，逃脱了那些刽子手的掌心。可是，他们不放松，一直追捕他直到战争结束，甚至在战后还在追捕他。他们拿出一张纸来，是一九三九年签发的一道枪决命令。两个戴绿帽子的中间的一个嚷道，他们终于抓到他了。另一个戴绿帽子的说，他很高兴，历史的旧账现在终于要了结了。为了执行这道一九三九年的枪决命令，他牺牲了自己的业余时间，甚至假期，他毕竟还有他的职业，是位商务代表。他的战友同样也有困难，他是东方来的难民，失去了在那边开设的生意兴隆的裁缝店，现在必须从头开始，但现在事情算有了个头了。今天夜里将执行命令，了结过去的事。真不坏，还乘上了末班车。

    把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和两个持有枪决命令的刽子手送到格雷斯海姆去，当这样的司机可违背了我的本愿。在郊区空无一人的、有点倾斜的集市广场上，我把车向右拐，要向玻璃厂附近的终点站开去，到了那里，让两个绿帽子和半瞎的维克托下来，再同我的朋友踏上归途。距离终点站还有三站路，马策拉特先生从车厢里出来，把他的公事皮包放到职业司机放他们的盛黄油面包的饭盒的地方。我知道，他的公事皮包里竖放着那个密封大口玻璃瓶。

    “我们必须救他，他是维克托，可怜的维克托！”马策拉特先生显然很激动。

    “他一直还没有找到一副合适的眼镜。他是深度近视眼，他们要枪毙他，而他会看错方向的。”我认为刽子手没带武器。但是，马策拉特先生已经注意到了两个绿帽子的大衣鼓起，碍手碍脚的。“他是但泽波兰邮局送汇款单的邮递员。现在他在联邦邮局从事同样的职业。可是，下班以后，他们就追捕他，因为那份枪决命令还在。”

    尽管我并不全部理解马策拉特先生的意图，但我仍然答应他，在枪决的时候待在他的身边，如果有可能的话，同他一起去阻止枪决。

    过了玻璃厂，在第一排小菜果园前不远处——在月光下，我看到了我的母亲的园子和那棵苹果树——我停下电车，朝车厢里喊道：“请下车，终点站到了！”头戴黑带绿帽的两个人马上下车。那个半瞎子又费劲地找踏脚板。马策拉特先生随后下车，从外套下取出他的鼓。下车时，他请我带上他的公事皮包和大口玻璃瓶。

    我们扔下还一直亮着灯的有轨电车，紧盯着那两个刽子手和那个蒙难者。

    我们沿着菜果园篱笆走去。我走累了。前面的三个人站住时，我发现，他们选中了我母亲的菜果园当枪决地点。不仅马策拉特先生，连我也一起抗议。他们不予理睬，推倒腐朽的木板篱笆，把那个马策拉特先生叫做可怜的维克托的半瞎子绑在苹果树上我的树杈下面。由于我们继续抗议，他们用手电筒照亮那份揉皱的枪决命令给我们看，命令是由一个姓策勒夫斯基的陆军司法总监签署的。我记得，日期一栏写着：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于索波特，印章也没错，看来是没什么希望了。然而，我们谈到了联合国，谈到民主制、集体罪责、阿登纳等等。可是，绿帽子中间的一个用一句话就把我们的全部反对意见都挡了回去。他说，现在还没有起草和签订和约①，所以，我们不该插手此事。他说，他同我们一样选举阿登纳，至于这道枪决命令嘛，它继续有效。他们带着这道命令去找过最高当局，请当局拿主意，结果，他们还得履行这该死的职责。所以，他说我们还是走开为妙——

    ①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尚未同德国签订和平条约。

    我们没有走。两个绿帽子解开大衣扣子，让机枪探出头来时，马策拉特先生也放正了他的鼓。在此瞬间，月亮从云里钻出来，只缺一点就全圆了。它使云的边缘像一个罐头的齿状边缘那样泛出金属的光泽。马策拉特先生拿起两根鼓棒开始在形状类似但圆而无缺的铁皮鼓上进行于涉。他绝望地擂鼓。鼓声听起来似乎陌生，然而我又觉得耳熟。字母“Ｏ”一再形成，反复出现：亡，没有亡，还没有亡，波兰还没有亡！可是，这已经是可怜的维克托的声音了。他知道马策拉特先生的鼓乐的歌词：波兰还没有亡，只要我们还活着。看来两个绿帽子也熟悉这节奏。他们端着由月光描绘出来的机枪，浑身上下在抽搐。马策拉特先生和可怜的维克托在我母亲的菜果园里奏起的那首进行曲，促使波兰骑兵采取行动。这可能是月光帮忙所致，也可能是鼓、月光和近视的维克托沙哑的声音一起，施展魔法使许多骑兵从地底下冒了出来，蹄声隆隆，鼻息呼呼，马刺铿锵，牡马嘶鸣，呼杀嗨杀……不，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在发出隆隆、呼呼、铿锵、嘶鸣之声，喊出呼杀和晦杀之声，而是红白色，像马策拉特先生油过漆的鼓。因此，一中队波兰长枪骑兵，无声地滑过格雷斯海姆郊外已经收割的田野，长枪上的小旗拖曳着，不，说拖曳并不正确，而是游动着，一如整个骑兵中队也在月下游动，可能是从月亮里来的，游动，左转弯朝我家菜果园的方向游动，看来既不是肉也不是血，然而在游动，像玩具一样制成，像幽灵似的游动过来，也许可以同马策拉特先生的护理员用线绳编结的形象相比较。一队编组成的波兰骑兵，没有声响，然而隆隆有声，没有肉，没有血，然而是波兰的，无约束地朝我们扑来。我们趴倒在地，忍受住月光和波兰骑兵。他们冲向我母亲的菜果园，冲向所有其他各家精心种植的菜果园，然而却一个也没有践踏。他们只带走了可怜的维克托和那两名刽子手，朝月下开阔的田野奔驰而去，没有亡，还没有亡，他们策马朝东方，朝波兰，朝月亮背后奔驰而去。

    我们气喘吁吁地等候着，直到黑夜又成为没有事件的黑夜，天空复又关闭，收回了月光，说明那早已腐烂的骑兵发动最后一次攻击的月光。我站起来，虽说不低估月光的影响，仍祝贺马策拉特先生取得伟大的成功。他疲倦而相当消沉地一挥手表示拒绝：“成功，亲爱的戈特弗里德！我一生中所取得的成功实在多得数不清。我真想有那么一次不能取得成功。但这是非常困难的，要求付出很大的劳动。”

    我不爱听他的这番话，因为我属于勤奋的人们之列，然而没有取得成功。马策拉特先生看来不想领我的情，我于是责备他说：“你太夸张了，奥斯卡！”我敢这样单刀直入，因为我们当时已经以“你”相称了。“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你。你已经有了名气。钱就更不用说了。但你以为，对于我，一个从未被报纸提到过的人来说，在你这个备受赞扬的人身边坚持待下去，是件容易的事吗？我多么愿意独自一人于一件事，一件独一无二的事，就像你刚才完成的那种事情似的，这样一来，我也可以上报纸了，将会用大号铅字印出：这是戈特弗里德-封-维特拉干的！”

    马策拉特先生的微笑伤透了我的心。他仰面躺着，驼背钻在松软的土里，两只手在拔草，将一把把的草高高抛起，像一个全能的非人的神那样哈哈大笑：“我的朋友，这种事再容易不过了！这儿，公事皮包！它没有落到波兰骑马的马蹄下去，真是奇迹。我把它送给你，皮包里藏着那个密封大口玻璃瓶和那个无名指。全都拿去吧！去格雷斯海姆，那辆亮着灯的有轨电车还停在那儿呢。上车，带着我的礼物开车到君主壁垒，去警察总局，告发，明天你就能在各种报纸上读到你的大名了。”

    我起先还拒绝这一建议，没有玻璃瓶里的手指，他肯定活不下去。但他安慰我说，对于这段手指插曲他已经完全厌烦了。此外，他有许多石膏复制品，还让人制作了一个纯金复制品。我现在可以把皮包拿走了，回去找到那辆电车，开着它去警察局，进行控告。

    就这样，我走了，还听见马策拉特先生在哈哈大笑。他仍旧躺着，当我踩着铃铛向市内驶去时，他要让黑夜来摆布他，拔草，大笑。我第二天早晨才去告发。感谢马策拉特先生的一番好意，我的控告使我的名字多次出现在报纸上。

    而我呢，奥斯卡，好心的马策拉特先生，笑着躺在格雷斯海姆附近夜间黑色的草丛中，在若干可见的、死神般严肃的星星下面笑着翻滚，把我的驼背钻进温暖的泥土王国中去，想道：睡吧，奥斯卡，在警察醒来之前再睡上一小时。你再也不会这样自由地躺在月光下面了。

    当我醒来时，在我发现天已大亮之前，我发现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人在舔我的脸，温暖、生硬、均匀、潮湿地舔着。

    这会不会是被维特拉叫醒并带到此地来的警察正在用舌头把你舔醒呢？然而，我并没有马上睁开眼睛，而是再让我被这样温暖、生硬、均匀、潮湿地舔上一会儿，享受着，是谁在舔我，我都无所谓。奥斯卡猜着，不是警察，便是母牛。随后，我才睁开我的蓝眼睛。

    它，黑白相间，伏在我身边，呼吸着，舔着我，直到我睁开眼睛。天亮了，多云转晴。我暗自说，奥斯卡，可别待在这头母牛身边，尽管它像天仙般地瞧着你，尽管它如此勤快地用粗糙的舌头平息和减弱你的记忆。天亮了，苍蝇嗡嗡叫，你得逃走。维特拉去告发你，接下来你必须逃走。你若不真正逃跑，那控告也不会是真的。让母牛哞哞叫去吧，你只管逃走吧！他们会在这里或那里逮捕你，但这对于你来说是无所谓的。

    就这样，一头母牛舔了我，给我洗了脸，梳了头，我就拔腿逃跑了。刚跑几步，我就爆发出早晨清脆的笑声。母牛伏着哞哞叫，我把鼓留在它身旁，我笑着逃之夭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