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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是对峙不是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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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〇三年九月,张洁搞改革“调查性报道”成为“新闻调查”的主体,以开掘内幕为特征,采访会很刚性,开会的时候他发愁:“柴静跟我一样,太善良了,做不了对抗性采访。”

    老范接下茬:“都不见得吧?”

    “真的,她台上台下都是淑女。”一屋子人,只有老张见过我怯懦的时候。

    “她?”天贺笑得直喘。

    这帮坏蛋。

    新同事都是非典时才认识我,那时我刚从烂泥境地拔出脚,沾了点轻度躁狂,带着矫枉过正的活泼,上楼都一步两级,沿着楼梯上指向“新闻调查”的箭头一路跳上去。还是我爸最理解我,说:“就像我们手术台上的病人,麻药劲儿过去了,话特别多,抑郁很容易转成亢奋。”

    这种虚亢上阵交手,一招就溃败。

    一个医院监听120电话,违规出车抢病人,病人死亡,取证时只拿到一段出车抢人的录音。家属一直怀疑延误了治疗时机导致死亡,但病历拿不到,时间紧任务重,我赤手空拳,又必须一试。机器架起来,我坐在医院负责人的对面。

    他四十多岁,见了镜头不躲也不紧张:“坐,问吧。”

    他浑身都是破绽,但我就是点不到要害。他承认违规出车,但认为违规出车和病人死亡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医疗是非常复杂的专业问题,你可以无限怀疑,但事实弄不清,这节目就是废的,说什么都没用。我只是一个记者,没有他的允许,不能掀开他家里的帘子去看看后面有没有人,不能使用超常的技术手段,虽然他左口袋的手机里可能就有那个事关秘密的号码。

    采访了一会儿,他直接把胸口的麦克风拔下来,站起来说:“我没时间了,需要去休假,车就在楼下。”

    我失魂落魄走到楼梯口。他把我叫住,从楼梯高处把我落在桌上的采访本递过来,突然一笑:“你忘东西了怎么,比我还紧张?”

    失败感比口含硬币还苦。

    史努比当时主持评论部内刊的一个“圆桌讨论”大家谈我,最集中的意见就是能不能做好刚性采访:“她的神态时刻在告诉对方,坐在你对面的是一个林妹妹,但也许这是她个人的特点,我说不好。”另一人说:“是,老觉得她像个电台夜间节目主持人,要向你倾诉点什么。”

    史努比落井下石:“她的一些动作我倒是记得挺牢。忽闪大眼睛也好,一颦一笑也好,捋个头发什么的,她可能是没意识的,但是观众能意识到,就被这些干扰,我觉得在这些细微的地方应该有意识地收敛。”气得我——谁忽闪你了谁忽闪你了?我那是隐形眼镜老干涩行么?但别人没看错,非典的时候冒死不难,提一口气就够了,生活却是呼吸不绝。天性里的那点怯弱,像钉子一样钉着我。小时候看到邻居从远处走过来,我都躲在墙角让他们过去,打招呼这事让我发窘。我妈看着我直叹气。

    一直到长大成人,生活里碰到厉害的人,我就走避,不搭讪,不回嘴,不周旋,只有跟孩子、老人、弱者待在一起,我才觉得舒服。我觉得我就像史努比漫画里的圆头小子查理·布朗,连条小狗也管束不了,每次上完露西的当,下次还吃亏。明知“吱吱叫的车轮才有油吃”就是开不了口。

    电视台新闻组有自己的女性传统,前辈介绍的经验是:“除了去厕所的时候,永远不要意识到自己是女人。”同事们老拿我在双城的采访开玩笑,说这是“泣声采访”他们观望我:“这种路数能不能干好硬新闻?”

    史努比倒又说回来了:“她以前挺吃力,但她有一种对人的关注方式,她的成长会有个不变应万变的过程,也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哼。

    我知道问题不硬的根本原不是头发和表情,是我不储,不懂就被糊弄,稳不住。

    一开始采访农村征地问题。我连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适用的是不同法律条款都不清楚,张洁不管我,也不教我,出发前不开编前会,也不问我要采访提纲,出差在外都不打电话问一声进展怎么样。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敢冒这个险,调查性报道全靠现场挖掘,但凡有一点记者问得不清楚,后期怎么补救也没用。

    我自己沉不住气问他:“你也不担心啊?”

    “你们不求助就说明顺着呢。”他笑。

    “那我丢了调查的人怎么办?”

    他又一笑:“大节不亏就好。”他要我自己多揉搓,把头脑里的疙瘩一点点揉开,揉出劲道。

    别无他法,晚上,我左手拿着专家联络表,脖子夹着手机,右胳膊按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趴在满床的材料上看一夜。

    心智平平,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像小学生一样,一条一条在本子上抄一遍才能记住,青苗补偿费的数据挨家挨户算一遍,问题列出来,想象对方会如何答,一招一式怎么拆解,笨拙地双手互搏。

    看一会儿材料看一下表,就怕天亮,就怕天亮。过一会儿,鸟叫了,越叫越密,我气急败坏,忍着心里刺动往下看,再抬头天色薄明,清晨六点,街声都起来了。胳膊撑在床上已经打不了弯,龇牙咧嘴地缓一阵子麻痛,洗脸吃碗热米线去采访,知道这么青面獠牙地上镜不好看,顾不上了。

    史努比老说我有“塑料感”跟现实隔着朦朦一层。但这层膜很快就保不住了,人被硬生生直接摁在犬牙交错的生活上,切开皮肤,直入筋骨。

    不说别的,进了农村,跟狗打交道都是个坎。你盯着它,它盯着你。它斜着小圆眼,讨好它也不理你,拿个伞吓唬它也没用,它反正闲得很,有的是时间,走到哪就往你面前一横,你左它左,你右它右,意思是“过我一个看看”

    比狗更难的是大嫂。

    在山西采访两个村委会主任候选人贿选的事,一进村才知道什么叫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双方都怀疑我们是对方花钱请来的,每方都有一队人马跟着我们。想讲理,说什么客观公正,没人理这一套,我们正在采访,另一方在高坡上大声叫骂,接受采访的大婶从炕上一跃而起,推窗高叫还骂。

    我们被直接堵在大门口,领头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短发女人,她是另一方候选人的老婆,上来一言不发先扯住我前襟。我觉得好笑,想挣脱,挣不开,场面就有点狼狈了。女人背后有二十多个成年男人,叉着手。我的同事也都是男性,只要有一个上来干预,场面就会失控。

    好笑的感觉没了,被扭住的时候,人本能地往下扯着脸,想喊“你要干嘛”不过她的推搡不算用力,只是一种挑衅,我克制着没去掰她的手,说:“你要什么吧?”

    “不能采访他们。”

    谈新闻平衡是没用了,我只能说:“行,那就采访你们。”她愣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那群男人,手松开了:“每个都要采。”二十多人一下就嗡起来,要这么采会没完没了,但不采访走不了,我说:“好,把机器打开。”

    “你们站好。”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打算干嘛,但能感觉到他们也不知道,在不知道中他们莫名其妙地有些顺从,不说话了。

    “排成三排。”

    没人动,他们有些不满。我说:“摄像机只能拍到一定的范围,你们要想被拍进去,必须排成三排。”接着点了一下那个女人:“你站在最前面。”

    她对“最前面”这几个字似乎很满意,立刻站了过去,指挥其他的人排了起来。

    我面对着他们,很奇怪,声音没有从喉咙里出来,是从胸腔里来的,这个声音比我平常的声音要低要慢,像个三四十岁女人的声音,有点像我妈的声音:“我们是中央电视台记者,客观记录这个村子里的实际选举情况,你们保证你们的态度是真实的吗?”

    “保证。”有零散的声音,其他人不说话。

    “选举是严肃的事情,请负责任地表达。”我用了书面语,再问:“你们保证你们的态度是真实的吗?”

    “保证!”他们齐声大喊。

    “现在请你们举手表决,支持王玉峰的请举起手。”王玉峰是他们一方的候选人。

    都举起了手。

    我缓慢地清点,在这种电视上才有的正式口气里,现场寂静无声:“二十三,二十四,好,请把这个数字记录下来,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老窑头村,二十四人参与,二十四人举手,二十四人支持王玉峰当选。”

    “现在,把手,放下。”我第一次用这种口气对人说话。

    所有人驯顺地放下。

    “原地,”我说“解散。”

    “哗”一下,都散了,带着满意的神情。

    最练人的都是遭遇战。

    偷拍机派上了用场,但岁数跟我差不多,没有专门的话筒,机身已经老得不行了,转起来“嘎啦嘎啦”响,录下来的都是它自己转的声音。用的是老式磁带,过一会儿就得换带子。磁头接触不良,只能拿胶布贴上,每过十分钟,就得神经质地去看一趟到底录上了没有。偷拍的时候,我只要看到摄像席鸣脸色一变,站起身说“请问洗手间在哪里”就知道话筒又掉了,只能向对方解释他拉肚子。

    有次拍房地产黑幕,拍了足足四十分钟,回来一听,只有电流声,只能再去一趟。人家看见我,叫得很亲热:“姐,你怎么又来了?”让人难受的,不是冒风险,而是面对这个热情,还得把问过的问题变着法再问一遍,还不能让他起疑心——哪本教科书上教这个?

    也有丢人的时候,有次去重庆调查公交车连续事故,拿着这机器去交警队,他们说事故调查报告“能看不能拍”

    我用身子遮着,席鸣把报告拿过来,装模作样地看,拿夹在胳膊底下的公文包式的偷拍机晃着拍。

    交警队政委托着腮帮子看了我们一会儿,一脸怜悯,忍不住说:“你们这个机器太老了,要不然把我们的借给你吧。”

    但关键时候,它还是能顶上的。在深圳,老范和我去调查外贸诈骗公司,公司老总拖住我们,进屋打了个电话。十几分钟后上来七八个人,都是平头,黑t恤,大金链子,肚子走在人前头:“哪儿来的?”我跟老范对视一眼,想的一样:老大,换换行头嘛,这套已经过时了呀。

    金链子问我:“你们干嘛的?”

    “记者。”

    “来干什么?”

    “接到新闻线索来调查。”我看了一眼摄像李季,知道他肯定在拍。

    “谁给你的线索?”他肚子快顶着人了。

    “观众。”我问他:“您是谁?”

    他愣了一下。

    “谁让您来的?”

    “我兄弟朋友。”

    提供新闻线索的人说过,这些黑社会背景的人有枪,他见过。但我知道这些人的目的不是要伤害我们,只是要赶我走,我的目的也不是把他当场扭送公安,是要把他拍下来。

    扯平

    这一小会儿,经理已经在掩护下撤退了,他们也准备撤了。公司空空如也,我只好代尽主人之谊,客气送他们到电梯口:“知道经理去了哪儿告诉我们一声。”他们相互对视,哈哈大笑,电梯关上了。

    以前这些可能被视为无关的花絮舍掉,老范编辑时把这段和无间道里的电梯镜头对接,我问熬夜编片感觉如何,她说“太快乐了”

    做调查性报道,出发时能不能做成没一点着落,回来后能不能播出没一点把握,但出差回到办公室围坐一圈,摄像老陈强给我们泡铁观音,一把壶摸得油亮油亮,银白的水高抛一线,烫完一圈紫砂杯子,砂绿的茶叶在沸水下寸寸挣开赭红的边。他慢悠悠地说:“你看玩电脑游戏的孩子,什么时候说过自己累?有乐趣的人从不说累。”

    这工作跟剥笋一样,一层一层,把女学生式的怯弱剥掉了,你不得不作出决断,躲开追赶,藏起带子,坐在各种会议室里,吹着塑料杯托里绿茶上的内沫,互相摸虚实,探真假,连说带笑语带机锋,还不能拉下脸。

    在河北时有位副县长,上来叫我“柴主任”

    “您叫我柴静吧。”

    “哟,柴主任不给面子。”

    “叫柴记者吧。”

    “柴主任是央视名记呀,那就叫柴记吧。”

    “名记”这两个字加一个重音,桌上的几个男人都扑哧笑了,挤眉弄眼。

    到了采访现场,我采访的是他下属,结束后,旁观的他又上来按我的肩膀:“柴记,别起来别起来,坐在椅子上跟我合个影。”

    他几个下属拿着相机说:“来来,美女,照一个。”我说:“请坐。”

    他在对面椅子上坐下了:“笑一下嘛柴记,别那么严肃。”

    我笑了一下,说:“把机器打开。”

    他说:“对对,亮着灯,更像真的。”

    我问他分管的领域在此事上的责任,他张口结舌。问了四五个问题,我说:“可以了,谢谢。”

    我们坐车离开,他的车跟在后面,一路追到北京:“柴主任,柴记者,我看能不能不要播刚才那段了柴记者”

    调查性报道大旗一张,多来刚猛之士。

    小项从安徽来,善良近于讷,线条至刚,两只大眼直视,走路也都是直线,走到折角处拐一个漂亮的直角。每日斜坐办公室最内角,不哼不哈像只秤砣。抛下一岁多的儿子来京只为做调查性报道,选的题很多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调查现任官员洗钱时,他找到的知情人逃亡已久,家里门窗被砸烂,弟弟每天把斧头放在枕边睡觉,在与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打斗中,刺中了其中一人被拘捕。我们去上海取证知情人当初曾被胁持的经历,证据有,但是警方很狐疑地看看她,说当地有人不久前说过,这个女人一旦在上海出现,要立刻通知他们来带人。警察起身要打电话,一出门,小项拉着知情人噌地站起来,从后门走了。在最近的长途汽车站,坐上最快的一班车。一直到夜里,绕了百里路,才回到我们住的酒店。

    那是上海一家有上百年历史的饭店,层高四米,长走廊,黑柚木的地板上了蜡。一到晚上地板开始变得吱吱呀呀的,远远的好像听不清的人的呼叫,还有老房子里奇奇怪怪的各种声音。临睡前,江上的汽笛也让人不能安心。

    夜里,我坐在床上,靠着墙,听见知情人在隔壁冲洗的声音,才觉得安心一些。突然水声停了,一秒钟后,我认为自己听到了清楚的枪声,又是一声。

    我陡然从床上坐起身,第一反应是想翻身伏在床下,立刻觉得没有任何用,便僵在床上,舌笞都是干的。我打电话给小项,他稳稳当当说了声“我去看看”核实她安全之后,我嘴里的干燥还久久不去。

    这个节目挫磨得很。小项后来为了省经费,向领导要求自己花钱出差。有一天下雨,他湿淋淋地来台里,问他才知道,连坐公共汽车的钱都不舍得了,就这样他还带楼下来反映情况的老人去食堂吃碗饺子,又买了十几张大饼让人家带在路上吃,说:“调查这样的节目,不能做得让人汗颜。”

    我偶尔路过机房,看见三十多盘带子堆在床上,小项一脸浓胡子,一杯残茶,已经不眠不休熬了几个通宵。那时候用的还是编辑机,屏幕上是采访的画面,为了把一句采访剪辑好,得反复用旋钮拧来拧去,定位很多次,人的脸和话就这么前前后后,快退快进,很长时间才能剪好一句话。我正问到“那你认为哪里安全”坐我对面的知情人说:“你们的镜头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我看着这段采访,能不能采访准确,不是能不能完成工作,或者能不能有乐趣这么简单,这事关人的性命,我要是问得不准确,不配坐在这椅子上。

    我的新偶像是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她的采访录被我翻得软塌塌,在我看来她是史达琳的现实版——一个从不害怕的女人。

    二战,美国飞机轰炸佛罗伦萨时,她还是个小孩子,蜷缩在一个煤箱里,因为恐惧而放声大哭。父亲狠狠地掴了她一耳光,说:“女孩子是不哭的。”她日后写:“生活就是严峻的历险,学得越快越好,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光,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吻。”

    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谈到妇女不能像男人一样上学、工作,不能去海滩,不能穿泳衣时,她问:“顺便问一句,您怎么能穿着浴袍游泳呢?”

    “这不关您的事,我们的风俗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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