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经营家说，人要懂得变通，一旦进了死胡同，要么借把梯子爬过去，要么倒回去绕过去。否则，撞死了那才叫活该呢。

    我是一个穷光蛋富翁。真的，别笑。我不是那种玩“穷的只剩下了钱”的高雅的时髦人，实实在在地，我欠了我父亲三百万人民币，我们之间是有协议的，我父亲执行协议严着呢。我知道有不少人羡慕我，嫉妒我，总以为我有如何风光。其实，我哪里有半点风光的感觉。人嘛，酸甜苦辣恐怕只有自己知道。不信？不妨耐心地听我说。

    在这里，我必须首先介绍一下我父亲。不要认为我父亲拥有这么多资产便是什么大人物，在他那一代人中我父亲纯粹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村里人都这样说，连我爷爷也这样说，我常想，或许因为爱还是我奶奶说的客气也更客观。她只轻轻地说，明他爹没有正经干过一天庄稼活儿。作为母亲，她当然不会提我爹猥琐的形容，凡母亲都不会，在她们心目中子女即使再丑陋也永远是最可爱的。但要说我父亲精于算计懂得变通，应该不假，我奶奶也承认。早在那个割尾巴的年代，他就偷偷地倒腾油料加工，居然练就了一手绝活，他的油不仅出油率高，味道那才叫绝呢。因此，改革开放不久他便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眼光又迅速地瞄向了小商品市场，依托我们家位于乡驻地的优势，办起了小商品批发，生意那才叫做火爆呢。

    别急嘛，总得让我把背景说完。总算有一天，我们乡政府终于搞懂了“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个最浅显的道理，其实，原也不是不懂，只是没人肯说，有吃有喝的犯得着冒那风险吗？别不信，真的要冒风险的。这便是压的功效。人的热情最经不得压，一旦释放，便洪水般蔓延开来。别不信，确如我父亲事后所形容的那样，热情如同急芯的爆竹似地炸裂看来，几乎在一夜间，“消灭工业空白村”便成了当时最流行最时髦最响亮的口号，似乎只要办起了工业钱就会水一样流进来。确切地说，我的乡人们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真正体会到钱这东西确是个好东西，实实在在，并不烫手，便强烈地渴望着。就在那一年，我们乡换了新乡长，提出了能人经济的概念，非要我父亲做我们乡办化工厂的厂长，我父亲推辞不掉勉强做了副厂长。正因为他的这种不张扬的处事风格，他跟厂长、乡里的领导甚至厂里的普通工人都相处的非常融洽。

    按照高考的成绩，在那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我自不敢有非分之想，那时正兴委培，我父亲便让我读了我们乡办化工厂的委培。委培，尽管当时仍是新生事物，也不是一般人想去就能去得了的。当时虽觉不出什么，现在却不得不佩服父亲，不仅因为他办事的技巧，更重要的是他的眼光，他没有让我留下遗憾。到我毕业的时候，不要说乡办工厂，即使乡政府机关有大专学历的人也屈指可数。顺理成章地，我被借调到乡工业委员会帮助工作。

    在乡工业委员会帮助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父亲几乎每年都在问我同一个问题：感觉好吗？我第一年的回答是：用这么一帮连工业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在办工业，早晚得玩完。父亲没有吭声，只轻轻地摇了摇头。第二年的回答是：虽然都不说，但矛盾太深。父亲还是没有吭声。第三年的回答是：大家就象围着一个大蛋糕，都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紧紧地盯着，却谁也不肯先伸筷子。父亲仍旧没有吭声。第四年的回答是：无所事事又相安无事。父亲叹了口气，说道，该做点事了，从政，还是做事？我问，从政与做事有什么区别吗？父亲没有回答，只说还是做点儿事好，做人不可太张扬。

    无疑地，帮忙的这段时间只是父亲对我的历练，这段历练显然还不够，直到父亲对我完全放手后我才真正有所体会。做厂长经理确是不易，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足以令你功败垂成。但我还算幸运，经过一年的打拼，濒临倒闭的村办塑料制品厂由我承包后终于又有了生机，我认为，这不单纯体现在那五万元的利润上，重要的是我拥有了部分固定客户。某县一个体海水养殖场便是其中之一，那一年，跟我签订了400万元的扇贝盘供货合同，只一个季度，我就实现利润20万元。然而，还没等我从成功的喜悦中完全解脱出来，意外发生了——养殖场海域发生了百年罕见的海啸，养殖场的投入全部付之东流，场长因巨额债务投海而去，我的应收货款全部成了坏账。之后，塑料行业全面滑坡，塑料制品厂很快就撑不住了。

    “跌倒了，再爬起来。”帮我解决完塑料制品厂问题的父亲虽满脸疲惫却并没有丝毫责备的意思，只轻轻地提醒了一句。这显然不够，人在极悔状态时最渴望的应该是被与己与事紧密相关的人痛快淋漓地骂一通或者打一顿，似乎这样反而畅快些。只图畅快，显然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表现，但我没有这样的机会。——爬起来？如何爬起来？由“当初为何不……要是……就好了”的悔意快速转化而来的颓废紧紧地罩着我。人在颓废的时候缺少的往往恰是问题，如何爬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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