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就跟养小鸡似的，成就起来也是一窝一窝的，我们那一年级学生不仅打破了我们村多年来没有大学生的记录，而且一口气就考上了八个。

    在全村既羡且妒的赞誉声中，我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但我已没有了选择的余地，我决定出去闯一闯，我以为凭自己的能力完全可以混出个人样来。所以说，我当时的“失踪”完全是蓄谋已久的。

    2

    离家出走前一天，我心里乱糟糟的理不出个头绪，无论怎么努力都似梦非梦似醒非醒。约莫凌晨一点左右，终于下定了决心，我便悄悄地起了床，破例把床铺收拾整齐后绕着我家的老屋转了九圈，颇有点儿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

    当时，我唯一的念头就是“走出去”，至于要去哪里我自己也说不清，只听说南方已经改革开放了，出了村便只顾往南走。到中午的时候，我仍被那种悲壮的感觉激励着，迷迷糊糊不知到了何处，只觉两脚生疼便在路边的树荫下停了下来。要不是肚子不合时宜地乱叫，我甚至不会想到人还要吃饭，更不会意识到自己是不名分文跑出来的。

    我找了一家有门头的房子仔细看了看，才知道自己已来到了我们邻县的一个乡驻地。那时候的北方改革还刚起步，不少东西仍在统购统销，个体私营尚处于半明半暗的境地。找遍了整个乡驻地，唯一的饭店便是乡供销社饭店。

    饭店的生意并不好，两个穿白大褂的女营业员正懒洋洋地斜倚在椅子上，有一句没一句地拉着家常。尽管饭店的正中央高高地地悬挂着“顾客就是上帝”的巨制牌匾，她们对到来的人却没有丝毫的热气，居高临下地叫喊着，倒象是人家欠了她们钱不还似地不耐烦，虽然这样的人不多，虽然他们多是询问几句便匆匆离开。

    我渐渐悟出了其中的门道，她们实在不愿有人来打扰，因为待人离去后两人又能有鼻子有眼儿地说笑了。偶尔有几个到饭店吃饭的，都是穿四个兜中山装干部模样的人，吃的简单又节约，没有多少剩余。看得出来，偶尔的这几位应该算是地道的熟人，因为她们的脸上能够拢起一团笑意，虽然多少有点儿勉强，毕竟声音轻柔温和了不少，间或还能与之开几句半色不黄的玩笑。

    后来，我对此进行过专门地了解，她们多是有背景的女人，饭店的效益与她们的固定工资没有任何干系，连经理都必须让她们三分。

    显是我在门口长时间的徘徊观望惹恼了她们，其中的一位扔给我两个干巴巴的白面馒头，不耐烦地嚷着赶我快走，她必是把我当成了当时较为流行的叫花子。准确地说，不是当成，而就是，那时的我与叫花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意识到，吃饭问题将是我今后必须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在回家还是继续走下去的犹豫中，我来到了一座小县城。小县城有两三个乡驻地那么大，零星的几座楼房高高在上而又冷漠地矗立着。

    时已华灯初上，不争气的肚子又闹腾起来，我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县供销社宾馆，宾馆门前的那些我当时尚叫不出名被误认作小彩灯的霓虹灯眨眼似地不停闪烁着，引得我直两眼发花。

    及至到了近前才发现，有一高一矮两位身穿公安制服的人一左一右木头似地立于门前。高的怕有一米八十以上的个儿，矮的则绝不会超过一米六十；矮的肥胖如猪，高的则又精瘦如猴儿。如此鲜明地对比排列让我忍不住想笑，我强忍着笑，不自觉地缩了缩脖子装作食客就混了进去，里面正举行盛大晚宴。

    但我不久即被揪了出来，饥饿让我不肯就此放弃，我在期盼奇迹，奇迹往往这样：越是期盼越是姗姗来迟，而且期盼得越强烈越是不来。

    三番五次，终于惹恼了穿制服模样的人，高个子冷不丁就撂倒了我，矮个子则上来就一阵拳打脚踢……

    等我醒来时，我发觉自己躺在一座半圆形的桥孔内，周围横七竖八地蜷缩着五六位，其中的一位正打着鼾，鼾声如雷，显是他们救了我。

    桥孔内蚊虫奇多，嗡嗡地叫着，叮到人身上奇痒难当。蜷缩着的几位竟能不以为意，偶尔抬手朝自己身上的某一部位响亮地拍一下便又香甜地睡过去。

    我下意识地动了动，只觉浑身酸疼无力，连抬手挠痒的气力也没有，只能任蚊虫去叮去咬去随意挥霍着我的血液。这时候，饥饿又猛烈地袭了上来，为了抵御这股把剧烈的痛疼都盖了过去的饥饿，我竭力地去想象一些美好的东西。

    想象也是现实的：如果现在突然拥有了十元钱，不，一百元，一千元，或者更多一些，我会去干什么呢？我尽力地让自己的想象档次提得更高一点儿，可脑子里能够出现的却尽是些油光光的母亲做给老师吃的那种白面馒头和我那已破旧不堪的木板床以及略显低矮的枕头之类的东西，可惜连这些不入流的东西也没有，哪怕有一块我最讨厌的黄面饼子和几根儿咸菜也好。

    说实在的，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了金钱的伟大和人的渺小。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却不料想象加剧了饥饿，我的意识开始模糊起来。

    意识再次回复时，天已蒙蒙亮了，我的面前或蹲或站或半跪了五个叫花模样的人，高矮胖瘦瘸，若不是天公有意安排，绝不会有如此奇妙的搭配。

    他们正焦急地瞅着我，胖的那位正半跪着用汤勺从左手的小碗里盛小米粥一样的东西往我嘴里喂，那东西咸咸的腥腥的有一股说不出的香味，我至今也没弄清那到底为何物。此后，我再也没有吃过如此美味。

    见我醒来，他们脸上现出一阵惊喜，却没有跟我说一句话便即挪至离我较远的地方凑到一起争论着什么。

    我集中精力耐心地辨别着他们的争论，隐隐约约听出了个大概，他醒了，已不可能再惹祸上身了，完全没必要再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浪费时间，据说城里的行情大不如乡下，只要到了乡下，百家饭再难吃也不至于饿着。

    争吵完了，他们蓦地转过身，唯恐我追赶似地，先是神情古怪地盯着我，慢慢地后退着，而后飞一样转身就跑。

    果是叫花子！我居然会心里充满了鄙视，便恶作剧地吼了几声。

    他们跑得更急了，瘸的那位跌了一跤，其他的四位不得不转身搀扶着他，几乎在拖着他跑。

    我痴痴地笑着，但困境很快便让我认定，暂时按他们的方法首先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怕是我最现实最明智的选择。

    果如他们所言，城里人好斯文，自然不自然就要流露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大爷相，而真正解决温饱问题反不如农村来得容易，尽管他们的洁净与文明仍在诱惑着不少人奋不顾身地去争取这么一个身份。

    我故意弄脏了自己，一路走下去，不仅温饱问解决了，而且讨要的东西常有剩余，虽然这些东西多是几片地瓜干或几块饼子头。

    一个人要帮许多人着实不易，而许多人要帮一个人却很容易。为了解决剩余食物的腐败变质问题，我创造性地把讨要食物改为讨要粮食，然后再把粮食带到城里高价卖掉。我对自己的发明甚为自得，我坚信高矮胖瘦瘸五位绝不会想到如此绝妙的主意，我甚至已经在为他们失去象我这样一位高手而感到惋惜。

    不到一周的时间，我便有了四十元的收入。在那时，这是一笔了不起的收入。因此，我住进了城里的旅馆。当我用滚烫的热水彻底把自己清洗干净而后懒懒地躺倒松软的席梦思床上时，自己仿佛变成了城里人，我居然会感到了满足。但钱很快就被消费掉了，我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旅馆。

    离开旅馆的那一刻，我莫名其妙地对城里人充满了仇恨，恨恨地把他们比作狗，他们住的地方比作狗窝，因为狗在我心目中是天底下最坏的动物之一，比狼还要凶百倍。每逢有灭狗运动，我都会喜极而泣，就连吃狗肉我都会有复仇的快感，这也是我现在每顿饭必有狗肉的原因。

    但我还是渴望这种“狗”一样的生活，或许溶于他们甚至超过他们是对他们最大的打击和讽刺，而且我清醒地认识到，要长期地过这种生活必须首先解决掉钱的问题。可这钱又从哪里去弄呢？我本能地厌恶劳动，因为班主任对劳动最光荣的教授和他从来不劳动的现实，我显然把自己的困境完全归罪于他了，凡他倡导的我都一概地反对，难道不劳动就不能有收获吗？那时，我所认为的劳动就是体力劳动，所以我不信。

    曾经拥有过四十元钱的经历告诉我，那便是最绝妙的办法，我决定藉此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我对前一段的经历进行了认真地总结，做叫花儿有三大要点必须把握：

    一是放弃自尊，见人矮三辈，其实放弃自尊是为更加自尊服务的，叫花儿又何来自尊？二是经常变化地方，不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即使这个地方充满了诱惑；三是要能够唤起人们的同情心，外表固然重要，悲惨凄切的身世简直就是一把杀手锏。

    我搜肠刮肚地编造一些悲剧故事来证实自己的可怜，连自己都常常为自己的故事所感动，讨要的目标自然地由粮食又拓展到了小额的金钱。

    我获得了成功，我的成功来自于无数曾施舍过的人，所以，我既能够容忍无赖，又对无赖充满了仇恨，当然，我不会对人采取任何过激的手段，因为人曾经帮过我，尽管都是陌生的农村的，我觉得他们最可亲。——当我数着由分变角变元变更大面额的现钞到二十万的时候，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点钱技术，前前后后数了十遍才肯罢休。

    有了这个我最初就确定的目标，我决定金盆洗手，不仅因为这原非长远之计，而且这二十万让我的自尊疯涨起来，我似乎有点儿不屑再去做这些有损颜面的事儿。我决定做城里人，有产业的那种城里人，这种人似乎更趾高气扬。

    我在一陌生的小县城租了两间门面房准备一点儿小买卖，不料刚开业不久，就被当地的同行给踹了场子，一下子便损失了近三万元。

    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象醉酒的人突然清醒了几分，尽管我仍很固执，但看来，这城里人不是说做就能做的，似乎回家才是我的正道，那里有我倍感亲切的人。

    至此，我仿佛懂了一个道理：人的烦恼都是由于压力所致，而压力多来源于对困难的想象，其实，困难远不如想象中那样难解决，无非就是放弃或迎难而上两个解决办法，还能咋样呢？当然，要采取这两个办法并不容易，还要取决于人变化的态度，只要有了无所谓的态度，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看开了，想象就失了限制，难便不难了，有时候想象真该好好限制一下。

    说完，大舅哥直直地瞅着我。我不知他给我讲这些到底是何用意，或许只是一时为情所激，却让我了解了谜一样的他。从此，我们之间的交流多了起来。

    客观条件的变化必然地要引起人思想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着人的情绪和生活态度。渐渐地，我发现他有许多独特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譬如，人一生不该总去计算自己挣了多少钱，最该关注自己消费了多少钱；生存高于一切，感觉即为存在，过去的就是生活；这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即使这两个人有相同的职业和经历，而这都是因为他们的主观存在；正视现实，走一步算一步等等。

    如此应不难理解，他顽固地以“有所得必有所失”为由，拒绝再找一个老婆，甚至雇一个保姆，而宁肯自己去做饭，或许他已把做饭当成了一种乐趣。一个比我还要古怪的人！

    所以，因为无所事事，我便试图逐一去反驳他的这些观点，却又常常不能自圆其说，便蛮不讲理与他争论不休。他不善争论，或许不屑，他只顾说自己的话，即使有所辩解也简洁且从不重复，但只要通过语气的轻重缓急轻易地便能判出他所要表达的重点，而且只要我的态度稍加激烈，他便沉默以对，争论因此常常无果而终。

    说来奇怪，在这种漫无目的又因没有结果而显得毫无疑义的争论中，我的情绪竟渐渐好了起来。

    人的情绪对事物有夸大或缩小的功能，好的情绪往往能化繁为简，而坏的情绪却常常能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扯不断理还乱，尤其在人独处的时候，思路就象被拉进了狭窄的死胡同欲进不能欲退无路。情绪的变化是经常的，变化得越激烈越说明人的不成熟。

    或许正是由于情绪的这些特点，我自动放弃了休假，觉得这世上的一切都是新的，体内的真气象积攒了千年似的急欲喷发，我不再在乎别人的看法。

    但越是幼稚的人，骨子里的东西越难以改变，我和丽萍之间始有缓和的关系很快又因为房子问题而陷入了僵局。

    她越来越刻意追求表面上的东西，对表面上的东西过于追求实际上是虚伪的表现，我本能地反对虚伪。显然地，我们还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她却到县城买了一套大面积的住房，甚至事先没有跟我打一声招呼，虽然我们已长期分居，她还是装作欢天喜地拖着我去看房子，我木偶一样跟着她。

    鉴于我曾经帮她处理过那些信封的经历，我坚持认为这房子的钱来得不干净，便和女儿拒绝搬入。即便这样，也开始有人到家里温锅，尽管他们故作清白地空着手，但我猜想必定少不了背后的那个鼓鼓囊囊的信封。我不想让女儿过早地沾染这些脏东西，便和女儿躲进了大舅哥的家里，那一刻，我居然觉得这里是唯一的净土。

    大舅哥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朋友也是财富，凡事看开些。

    我没有理智地质问道，那么，买房的钱从哪里来的呢，人为什么不能清白一些？

    大舅哥面无表情地说，借我三十万，余下的据说是县委奖的。

    会奖那么多？我不信，但也没有让自己的想象似过去那样任意蔓延，所以才会象拯救落水者似地去办公室质问她。

    事情还没来得及说清，就被造访者打断了，她的办公室总有那么多造访者，比校长的还多，莫不是有意安排？存着疑问见她无奈地摊了摊手，便知她不想再说下去。

    从此，我以跟她连到一起为耻，而那些讨好者却非要把我的称呼隐去改作丽萍书记的老公。这个在别人看来或许最荣耀的称呼，无疑要让我愤怒，这也是我尽快停止休假的原因之一，我最喜欢的还是老师这个称呼。

    讨好者却偏要让我讨厌，我便冲他们发火，他们莫名其妙，我偏不讲明原因，而且我会常常想：这天底下怎么会这么笨的人？真是苍天有眼，就是要把他们造的这么笨，早晚笨死！我恶毒地想着，努力地把她、他们全都想象成贪官，我甚至已看到了她和他们受审判的宏大场面。

    然而，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而且由于她变得沉默寡言，反让她给人感觉多了些领袖气质，据说，********发话了，因她是全县唯一的女镇委书记，两年后将提拔她进县委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