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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我与泽东江青和李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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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志,一向只接受正面教育,哪里听说过这种话呀?一时目瞪口呆,气都忘了喘。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的房间里便传出争吵声。当时,毛泽东工作一夜,准备休息。江青睡了一夜,准备起床。两个人就在床上吵起来。卫士组组长李银桥站在外面,光着急,不好进去劝。以往,毛泽东与江青发生争吵。工作人员视争吵内容决定劝不劝。有时能劝,有时不能劝。这次是为了江青的历史,并且牵涉到她年轻时的生活和恋爱方面的事,自然不好进去劝。似乎江青让毛泽东替她说句好话,毛泽东不答应。毛泽东的声音充满愤怒;既然没问题,你怕什么?为什么要让我说话?接着是江青吵嚷:他们搞的不是我,我不过是个小小的秘书毛泽东的声音严厉:党员接受组织审查,任何人都不能特殊!江青哭着嚷:反动报纸的宣传能相信吗?他们还骂你和朱德是土匪呢,多少次登报说你被击毙,能信吗?有些人和反动派唱一个调,那是为了攻击你!毛泽东突然吼起来:“你这个人混!你给我滚,滚出去!这声吼许多人都听见了。

    江青披着衣服冲出门.脚步稍一顿,从我窗前快步走过,一边擦着泪,到周恩来的窑洞里去了。每次她与毛泽东发生争吵。总要去找周恩来哭诉。周恩来善于调解各种复杂的矛盾,就连董必武发脾气,打儿子这样的事,他也是一听就去,去了就能劝住。

    院子里静极了,工作人员都悄悄守在岗位上,没人议论,没人走动。直到中午十二点,江青才从周恩来的窑洞里出来。

    这时,毛泽东已经起床,李银桥小心翼翼端洗脸水进去。一般情况下,毛泽东醒后并不马上起床,由卫士递条湿毛巾,擦擦脸,接着便喝浓茶。边喝边看报,或者批阅文件。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

    这一次,毛泽东擦过脸后,没有马上看报。他望着李银桥,伤感他说:“你是党小组长,我跟你说,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的公务员早把她赶走了。

    李银桥1938年参军,一直是在首长身边当公务员、勤务兵。给周恩来当过卫士,而后又给毛泽东当卫士。他有经验,他知道毛泽东不需要他说什么劝解话,只需要他听。毛泽东像普通人一样,苦恼时需要找人诉说,发泄心中的郁闷。

    “唉,凑合着过吧!”毛泽东抬眼望着窑顶,沉默片刻,又垂下眼帘,声音低沉懊丧:“当初结婚没搞好哟如今,我这个情况,我这样的人,再闹离婚包不好。背了政治包袱政治包袱哟!”

    接连两天,毛泽东和江青彼此不说话。这件事还是周恩来帮助解决了。江青解脱后,曾经很感激周恩来。她说周恩来温和文雅,善于体谅人,人前人后,她都是称周恩来为恩来,称邓颖超同志为邓大姐。进城后,她很少去看望其他人,但是常常要去西花庭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文化革命”中,江青大反周恩来,越往后越激烈,我们都曾大惑不懈。倒是与她“并肩战斗”过的陈伯达,因为从同一营垒里出来,说出了一定道理:“她善于隐蔽,善于向人暂时献媚,乘文革动乱之机,使用一切好计,凡是阻碍她的,触怒她的,不论什么人,不论什么小事,她都视为大逆,都想加以消灭。”

    “三查”“三整”的一段时间里,江青恢复了对周围工作人员的热情和友好态度。然而,运动过后,她便故态复萌。记得到西柏坡后,机关养了一头奶牛。毛泽东夜里工作太累,有时便挤些牛奶给他喝。我不懂怎样热牛奶,放在火上,以为和烧开水一样,便走开了。时间并不长,回去一看,锅已经烧红了,牛奶不见了,只剩一屋子糊味。主席喝不上奶,我急哭了。江青为此发了脾气。事后她训斥我们整个工作人员:“你们是为我和主席服务的。我们只要不高兴,就是你们工作没做好!”李银桥悄悄撇嘴,刚一定开便小声说:“你和主席吵架也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呀?”张天义说:“到主席那儿告她一状,准够她受。”李银桥说:“大决战就要开始了,你们别给主席添乱!”

    李银桥是我的行政领导,也是我的党小组长。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我们整天见面,接触很多,渐渐熟悉,彼此产生了感情。

    那时,男同志多,女同志少。少数女同志是众多男同志竟相瞄准的目标。追求我的男同志自然也不少。

    江青先后给我介绍两名老红军;我都没同意。我心里想着李银桥,又说不出口。江青虽然关心我的生活问题,偏偏又看不透我的心思。“我坚信李银桥心里也想着我,只不过情况和我一样。也说不出口罢了。那个年代的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本事都不大。

    还是毛泽东善于发现问题,看出些名堂。有一天散步,他忽然回身望住紧随其后的李银桥:“你看小韩这个人怎么样?”李银桥未加思索,随口应道:“不错。

    毛泽东笑得蹊跷:“你们可以多接触,多了解一些么。

    李银桥从毛泽东的神色里感觉到什么,脸一下子红了,低下头不再言声。

    于是,毛泽东的声调变得温和而亲呢,像父亲同孩子谈心:“多谈谈么,互相多关心.多帮助。以后那多好。

    毛泽东说得含蓄,意思已经很明确。可是,要把问题谈明。无论对李银桥还是对我,都是太困难了。比打国民党困难。不久,我们随毛泽东来到西柏坡。生活更加安定,我们的接触也更多了。有次散步,毛泽东又悄悄问李银桥:“你们谈得怎么样啊?”

    李银桥郊颜低头,窘笑不语。他就是这么窝囊!

    “不要封建哟,你们谈我是赞成的。”毛泽东侧脸望着李银桥,笑得幽默:“不要靠媒人,啊,我的卫士要自力更生娶妻生于么。”

    李银桥笑得那么难堪。笑过又着急。他工作很出色,谈情说爱就笨得像换了一个人。这时,恰好发生一件事,给了我们“突破”的机会。

    李银桥家里来信,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李银桥对自己的事,无论大小都愿意请毛泽东参谋,帮忙出主意。他拿了信去找毛泽东:“主席,你看这事怎么办?

    毛泽东看罢信,反问:“你打算怎么办?”

    李银桥的本事就是低头不吱声。

    毛泽东哈哈笑出声:“银桥,你就是太老实。谈恋爱也要动脑筋么!你就不会拿信去问问小韩,请她帮忙吗?”

    李银桥心里顿时一亮,拿了信跑来找我。

    “小韩,你看看这封信”李银桥嗫喻,眼睛在我脸上一瞟又一瞟“你看怎么办?如果,如果我就推掉吧?”

    我看完那封信,心跳得好厉害。有气无力地喃喃:“那就、那就,那就推掉吧。”话一出口,我的脸立刻烧得通红。李银桥却变得胆大了,眼睛盯住我不再动,说:“那你代我写封回信吧?我低下头,嘟哝着:“你,你可真聪明你也真傻。那么多人找我我都没答应,就等你找我,我就,我就答应”

    他直到这时才握了我的手。我眼圈湿了,小声说:“现在男同志多,女同志少。将来进城,女同志多了。你,你可别丢了我”他握住我的手不放:“看你说到哪儿去了,我是你们组长,我还得做榜样,起模范作用呢。”我说:“你是我的领导,你就领导我一辈子吧。”

    听银桥说,他回到毛泽东身边,把经过详细汇报一遍。毛泽东很高兴,说:“走,一起散步去。”那次,毛泽东和李银桥是手拉着手走出屋门,一直走到山里,始终不曾松手。他们深深吸吮着山野清新的空气,毛泽东还用另一只手轻拍轻抚银桥的手背:“谈下去,银桥,继续谈下去。你们都在我身边工作,又都是安平县的老乡,走到一起来了。要说缘分这就叫缘分。我等着喝你们的喜酒。

    1948年12月10日,我和李银桥写了申请结婚的报告。不到两天时间,各级领导在报告上作满了批示。诸如:“大大好事。甚为赞成”、“完全赞成”、“同意并致贺意”“十分赞成”、“总支委员会同意”等。这份报告我们珍藏至今。

    两天后,我们结婚了。限于当时的环境条件,我们没举行什么仪式,只是江青帮我梳剪头发,穿戴打扮。她说:“老板帮助你们成了事,我也得作点贡献呀。”进城后,住在香山。毛泽东忙中抽空,对李银桥说:“过去条件不好,现在有些条件了,你们选个日子,把仪式补了。”李银桥说:“现在工作多紧张呀,要建立国家了,仪式就免了吧。”毛泽东说:“该补该补.一定要意思意思。

    于是,我们便选定“五四”这天举行仪式。毛泽东听说了。频频点头:“好,这个日子选得有意义。”

    可惜,那天毛泽东继续开会,接见民主人士,未能参加。李钠才九岁,却那么懂事,帮助我收拾屋子,还参加我们的仪式。仪式由阎长林主持,开了两桌席。李钠还表演了节目.说:““祝叔叔阿姨快乐。

    毛泽东未能喝我们的喜酒,但是吃了我们送去的喜糖。年底,他去莫斯科访问,李银桥想跟随一道去。他说:“小韩不是有了身孕吗?你不要去了,留下好好照顾她。”

    相比之下,毛泽东对亲生儿子的婚事,要求便严格多了。

    那时,毛岸英也住在西柏坡,身上穿的总是父亲穿过的旧衣服。虽然他年纪比我还大,但我们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所以他叫李银桥叔叔,叫我小韩阿姨。

    毛岸英也在和刘思齐谈恋爱,有些着急结婚。毛泽东说:“思齐是个好孩子,你们恋爱我同意:可是现在不能结婚,思齐还小.不到结婚年龄”

    毛岸英急道:“可我都二十六岁了!”

    “我是说思齐不到年龄。

    “思齐也十八了。”

    “周岁虚岁?”

    “岁数不到,结婚的多着呢!

    “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拍响桌子“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还会遵守?”

    毛泽东发起脾气谁也不敢再顶。毛岸英出来,独自伤心。我劝他不要急,等有机会再跟主席说。他愁眉苦脸不做声。恰好院子里一只公鸡追母鸡。他嘟哝一声:“公鸡还要找母鸡呢,我可是个人!”便满腔委屈走开了。

    第二天,毛岸英没起床,躺在床上哭闹,谁也劝不住。银桥向江青报告,江青有难处,不好出面。和一般人家的继母一样。她对毛泽东的前妻的孩子很谨慎小心。特别是对长子岸英,说话办事都很注意,尽量热情,不要闹矛盾。对岸英的婚事她是热心帮助的,曾给岸英介绍过一位北平来的傅小姐。傅小姐长得很漂亮,但是吃不了小米受不了苦,对江青热心的事并不热心,终于又跑回北平,那次介绍没成功。

    “这事还是让老板出面劝吧。江青说。

    于是,警卫排长阎长林又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一听,火了。大步赶到儿子的屋门口。毛岸英还在床上哭闹,忽听门口一声吼:“毛岸英,你想干什么?”

    1948年12月,济南解放不久,江青便千里迢迢赶回济南一趟。因为她母亲死了。接触一年多,她第一次讲了点过去家里的事。

    江青说,她老家是山东诸城县,父亲开了个木匠铺,讨了两房妻室。她是二房生的。她爱母亲,恨父亲。父亲脾气暴躁,嗜酒尚武,是写入的都头,打人的惯手。喝醉了酒。抄起家伙没轻没重打老婆。江青说,她母亲被打断了指头。她为了救护母亲,被打得满嘴流血,牙也差点打掉。于是,母亲带着她逃出家,到有钱人家去做庸人。

    以后,江青又陆续讲了一些情况。她说,她母亲帮佣的那家人家,是诸城县四个有名的大家族之一。姓张,张家的二儿子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最近有些写“外传”“野史”的作者,捕风捉影。说江青与康生那时便有暧昧关系,实际并不真实。江青那时才十岁,而康生已经人上海大学读书。江青离开诸城县时也只有十二岁,不可能有那种事情。她到天津投奔同父异母的姐姐李云露,靠在秦系军阀部队当军官的姐夫维持生活。从一些正式材料上看,她讲的这点历史还是基本真实的。

    江青带了李银桥。阎长林等四名卫士和工作人员,乘一辆美国中吉普到石家庄市,转乘火车至德州,再转乘汽车到达济南。受到济南市市长姚仲明和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陈秉忱的接待。她母亲葬在济南公墓。江青下车后即去公墓给母亲上坟,送了花圈。她本来就爱哭,那次哭得挺伤心。上坟之后,在济南市故地重游,玩几天。正赶上她哥哥结婚,便去参加祝贺。

    江青的哥哥叫李干卿,在铁路上工作。已经五十多岁,是再婚。新娘三十岁左右,过去是个妓女。大嘴大眼,比较胖,模样还算漂亮。穿一身旗袍,涂脂抹粉,擦了口红。江青送了礼品和钱,说几句贺喜话,转身悄悄对随行人员笑。她不大看得起新嫂子,一出门就说:“没文化的人就这样,越打扮越俗气。”

    相比之下,江青对姐姐要亲热得多。当时她姐夫已死;姐姐带着儿子王博文独自生活,日子很苦。江青反复对身边人说:我小时候是靠姐姐姐夫生活的,他们帮过我很大忙。我总是要报答他们的。于是,她让姐姐李云露带着儿子随她一同回了西柏坡。李云露长得虽不如江青漂亮,但是人要比江青老实厚道。她于1988年5月25日病故。她的儿子王博文现在清华大学工作。

    形势不断好转,毛泽东家里的人口渐渐增加。毛岸英来了。李敏不久也来了。

    那天,毛泽东房间里又传出哭闹声。江青跑出来,哭哭啼啼去找周恩来。她每次与毛泽东吵过架,多数都是去找周恩来哭诉。后来我才知道,是贺子珍带者娇娇(李敏)回国了。毛泽东本是想见贺子珍的,江青又哭又闹。一些领导同志从大局考虑。为避免毛泽东的家庭矛盾影响他对全国革命事业的领导和指挥。作出决定,没有让贺子珍来。只把李敏接来了。

    李敏来后,江青让我把李钠交她姐姐李云露照看,由我照料李敏。李敏是个非常好的孩子。勇敢坚强,能吃苦,有主见,独立生活的能力强。她幼年的艰苦经历,在王行娟所著贺子珍的路中已有详细真实的记录。

    我负责照料李敏后,我和李银桥两人与江青的关系更进一步紧张起来。我带李敏,江青便交代说:“你要注意呢,不要讲什么亲娘后妈之类的话,不要把李敏教坏了,不许提贺子珍!”

    江青穿过的旧衣服常给李敏穿。李钠小,捡不了旧衣服穿,只能做新衣服。正常家庭,这种情况也算正常。但是江青就不但想,她毕竟是后妈,这样做李敏能没意见吗?江青不为别人想。她习惯于挑剔别人,猜疑别人。她认定是我说了她什么坏话,怒气冲冲责问我:“你背地里说我什么了?啊.你不要挑拨我和李敏的关系厂

    那时,毛泽东家里的孩子渐渐多起来,年纪比较小的有李敏、李们、王博文和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民烈士的儿子。他母亲叫朱丹华。毛泽民牺牲后,朱丹华同志与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方志纯结婚。1950年,方志纯和朱丹华一道来看毛泽东。毛泽东喜欢毛远新,大约还有怀念弟弟的原因,提出接毛远新到自己的身边抚养。经过商量,朱丹华同意了,这样,毛远新便来到毛泽东身边,只是在假期去南方看望母亲。也许因为毛远新是男孩子,加上是烈士子弟,江青对他比较亲近、关心,不摆架子,也没闹过什么大矛盾。

    粉碎“四人帮”后,李银桥和我先后由天津调回北京。一到北京,我就打听李钠。我想她,孩子毕竟是我带过的。她小时候的样子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活跃,总好像又看到她端着小碗蹲在墙根吃黑豆,在窑洞里帮我打扫卫生,和叶子龙的女儿燕燕、二娃,趁大人照相的机会夹在后面探头探脑,嘻嘻哈哈凑热闹,看到她跟随毛泽东去彭真、叶剑英家,与傅亮、妞妞在房前扭秧歌她现在怎么样呢?能想开些吗?毕竟,江青是她的亲生母亲啊。

    不久,我得到消息:可以去看李钠了。我立刻和爱人商量:“银桥,我们得去看看李钠,她现在一定难,我们不去看就对不起主席。”李银桥二话不说,起身就去找领导,由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带我们去看了李钠。

    当时。李钠住在昌平县医院,平房,房子不好,病房里只有床和硬板凳。李钠一眼就认出我们来了,很热情,叫我小韩阿姨,叫他银桥叔叔。我们就在病房走廊的长椅上坐下,简单谈了几句话。李钠胖了,脸色还好。我们小心翼翼避开“四人帮”的事,主要问问她身体情况,劝她好好休息,好好养病,含蓄地劝她想开一些。她只是点头,话不多。但是我感觉到,她是高兴我们来看望她的。

    李钠回北京后,住在太仆寺街,我便常去看望她。她日子过得难,身体不好,主要是妇科病,胆结石。独自带一个孩子,家不像家,买了粮食拿不回来,就买个小车推回来,母子俩再把粮抬上楼。我看到这情景,心里很难受,我想起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时的往事。我对爱人说:“银桥,主席在世时对咱们那么关心。帮助咱们结婚成家。现在主席不在了,咱要像主席关心咱们那样关心李钠才对。”他说:“我也是这么想,咱俩该帮助她建起新家庭才对。”

    李讪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叫她下去生活在工人农民中间。她到了江西省进贤县,在中办五七千校劳动。在那里,她认识了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服务处的一位同志。对于生活问题,毛泽东向李讪说过:“要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李钠和这位一般工作人员谈得来,产生了感情。这件事,毛泽东同意;江青不同意。李钠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干校与那位同志结婚了。婚后,就在五七干校劳动生活。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

    这件婚事江青始终不同意,与李钠闹矛盾。加上其他多方面原因,李怕与丈夫之间也渐渐生出一些矛盾,感情出现裂痕,后来离了婚。从此,李钠便独自带着儿子生活。

    我不断去看李钠。开始只是谈她的身体和孩子,次数多了。便谈到了婚姻问题。我劝道:“还是组成个家庭好,我帮你找个男朋友吧。”她沉默片刻,轻轻叹口气:“唉,我妈妈是”四人帮,,坐监狱呢谁肯找我呀?我赶紧说:“不要那么想。你妈妈是,四人帮’,你爸爸还是伟大领袖呢。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就是历史!你还是找个人好,小尹还要帮你忙呢。”

    我说的小尹叫尹荆山,也曾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李钠听说了,很受感动。望着我问:“小尹那么小,还想这事“我笑道:“多少年了?小尹可不小了,都四十多岁了,当经理呢!”

    劝说过李钠,我看到她并不坚决反对,便开始暗暗物色。1984年,战友王景清来看望我和银桥,我发现机会来了。

    王景清是1940年参加革命,原在警卫团放门卫,后调剂少奇那里当警卫队警卫。他离婚了,独身一人,是离休的师职干部,也想建立一个家庭。我觉得条件不错,就向他介绍李钠。他当警卫时常见到李钠,印象很好,他不好意思,不讲什么,但我从他眼神里明白了一切。我就领他去看望李钠。去过几次,虽然没说到这件事,但两个人的心意已经从神态里表露出来。

    不久,他们订婚了,写了结婚申请报告。

    李钠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资料图书处工作。报告上交后,迟迟不批。李钠对我说了,我就去找处长,处长帮忙催问几次。过了一段时间,报告终于批下来。

    1985年冬,李钠同王景清正式结婚。只在家里摆了一桌酒饭,简单朴素,符合毛泽东生前的习惯。参加婚礼的人不多,只有时子龙和女儿叶丽亚,离休在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康一民,还有李银桥和我。

    杨尚昆同志得知消息,送来一副被套,一包巧克力精。他知道李钠小时候爱吃巧克力。还写了贺词,把全家人的名字都签上了。

    婚后,李钠生活是比较幸福的。王景清同志身体好,有朝气,兴趣广泛。李钠书法。美术很好,王景清也能写能画,参加了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书法班,还参加了北京军区离休老干部合唱队。王景清关心体贴李钠,照顾李钠,采购、做饭一应家务自己全部担起来。李钠身体不好,常去医院,他便一早去排队挂号,陪李钠看病。他也帮李钠去监狱看望母亲。江青见到这位女婿,很满意。她说:“老王啊,你年轻时一定很漂亮。你五十多了还这么精神。你们是谁帮忙介绍的?”王景清说:“李银桥和韩桂馨。”江青停了片刻,只说了一句:“银桥和小韩阿姨是好人。

    我仍然常去李钠家里串门。有一次,李钠留我吃饭,说老王做的凉粉和养面扒糕。我很惊讶:“他还会做凉粉扒糕?”

    “他什么都会做,我和老王在一起生活可享福了。李钠眼里流出幸福的光彩“他什么都会做,我什么都不会做,他比我强多了。

    王景清坚持练书法,曾把自己写的篆书送江青一份。江青说写得好。并口授,把她的藏书全部留给王景清和李钠。因为王景清和李钠住房困难,书拿不回来,还在中南海放着。

    李伯钊同志逝世后,我与李银桥去八宝山参加告别仪式,遇到王光美同志。王光美同志看到我们,立刻走过来问:“听说你们给李钠介绍了一个朋友啊?”李银桥点头,说:“是的。”王光美说:“你们办了件大好事。看在主席面上,应该帮助。”我们听后很受感动。“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莫过于刘少奇主席一案,他一家人受到多大迫害啊!江青对于王光美的妒忌与残酷迫害,尽人皆知。但是,王光美仍然这样关心江青的女儿。

    我的领导王青林局长也曾表扬我:“小韩哪,你办了一件大好事。”我认为我只是办了我应该办的事。我应该像毛泽东关心我一样去关心李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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