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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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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点半出发,我背着书包,父亲提着我的行李。

    天还没完全放亮,路上只有清扫街道的清洁工,有几个是父亲的熟人,他们问父亲去哪里,父亲说送孩子去读大学,他们说你孩子真有出息,父亲说还好,还好。走得离那些人稍远一点,父亲对我说,你看,考上大学还是有点面子的,虽然是第五批。我说是啊,幸亏补报成功。

    走到车站,车还没来,我和父亲站在一个遮雨棚下等着。父亲问我录取通知书没忘记吧,我说在书包里。父亲说,你还是再检查下。我把书包的拉链打开,掏出录取通知书给他看,他接过去打开,看了一会儿,递还给我,说真想不到还有两年制的大学,我说我也想不到,不过挺好的,可以早点读完早点出来工作。父亲没接我的话,他的鼻子好像塞住了,使劲地吸,最后打了个喷嚏。

    太阳出来了,刚好照到我们身上。有几个初中生拍着篮球从我们面前走过,我跟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会儿,我认得他们,是初三的学生,昨天下午跟他们一起打过球,球技还可以。整个夏天,我都在打球,早上6点出去,9点回来,下午4点再去,到天黑回来,每天都这样。我都是光着膀子打,因为我特别容易出汗,每次打完一场我都得去水龙头下冲下脑袋。到现在,我的脸,我的上半身已经彻底变成了古铜色,但是跟乔丹的咖啡色皮肤比,我还是太白。我一直想晒成那种咖啡色,每天洗完澡,我都会站在床头的那张乔丹海报前面对比下。真晕,我竟然忘了带那张海报!

    车子来了,蓝色的小客车,里面还很空,我们在第三排右边的位置坐下,父亲让我坐里面,靠着窗。买过票,父亲说要睡会儿,他侧过身,靠在椅子上。窗户上还有水汽,我用食指在上面画了一个圈,然后在里面写了个“我”过了一会儿,积聚在“我”字两个勾那里的水滴沿着玻璃挂下来,长长的两条细线。

    父亲开始打呼噜,嘴微张着“呼咻呼咻”的声音按着某种节奏响起。早上走得急,他的下巴没剃干净,左边还留着几根胡须。头发倒还齐整,前两天他找小叔理过,标准的杨梅头。身上穿了母亲给他买的短袖,淡蓝色,冰丝,母亲说穿着很凉快。在他的手里捏着一个黑色小皮包,前两年在哈尔滨做生意的时候买的,有一年多没拿出来了。鞋子也是两年前买的,已经变了形,昨天下午父亲挤了很多鞋油上去,擦了一个多小时。

    车里很多人也都在睡觉,后排的几个人在断断续续地说着一些有关生意的事情。车子开得很快,迎面开来的车只打个照面就过去,偶尔能看到一些模糊的脸,更多的时候窗外是一些留着稻茬的稻田,一些白鹭在上面来回盘旋。不知道衢州是否也有这样的稻田,如果有,是否也有白鹭?听父亲说,那边都是种桔子和板栗,板栗树没见过,如果都是桔子树也挺好,看过去都是一片绿色,可以把整个人都埋在里面。在我家后山上也有一小片柑桔林,每年秋天我们都会去摘桔子,我喜欢攀到树上摘最顶上的那些桔子,它们接受的日照最多,吃着也最甜。但是,这个秋天,我吃不到它们了。

    车子在马屿停下,售票员喊了几声“有没人在马屿下”没人应她,车子继续开动。头顶上的车载空调吹得我头顶凉飕飕的,很不舒服,我将它调了个方向。窗外的风景已经由稻田换成了广告牌,长长的一排,都是机械类广告。我记得从那两个包装机广告牌的间隔处穿过去有一条小路,沿着它直走,走上半个小时,不出意外的话,能看到一个标着“教育路”的蓝色路牌。接着走教育路,走到尽头,有一座小山,那就是我的高中,学校在山上。上山如果想快点,也有一条小路可走,只是有点陡。那条小路上去,最先看到的是老教学楼,如今是老师们的宿舍。我们班主任的宿舍在路的正面,每次走过去,我都会注意看那个窗口,如果他坐在那里,我就加快脚步跑过去。教师宿舍的对面就是新教学楼,高三的教室在三楼,我们是五班,正好是教师办公室的隔壁,为了避免跟老师们碰上,我往往还会再走远一点,从中间的楼梯上去,那里的楼梯口是厕所,真让人恶心。我习惯从后门进入教室,因为我不喜欢全班同学都注视着我。我的位子在最后一排,有老师在的时候,我就猫着腰,从后排那些家伙的背后潜过去。从我的位置往下看,是一片树林,最大的一棵树是掉光了叶子的杉树,据说有个女人在上面吊死过。

    上个星期天,我去过一趟学校,不过没走那条小路,我直接翻过了栅栏,跳了进去,都毕业了,我不用再担心被处罚,即使被那个看门的老头看到,也顶多被骂两句。那天是阿忠打电话叫我去的,他说要去高复了,想最后聚一次,打场球。我特地换上了那套76人队的球服,还穿上了刚买的双星球鞋。走到操场里,阿忠已经和一帮人在打。放了假,操场没人护理,又变成了坑坑洼洼。我向阿忠挥了挥手,他对我说,还有五个球,让我再等等。要进五个球,还有好一会儿,我打算到教学楼那边先逛逛。可是,到了那边,发现门锁了,不能进,只能绕着周边走走。走到教师宿舍那里,我看到班主任的窗户前的那盆仙人球还摆在那里,那是他生日的时候,我们送他的。透过宿舍旁的铁门可以看到教学楼和教师宿舍圈出的那一方小操场,杉树的叶子已经变黄,地上落了一堆,有几只麻雀和喜鹊在上面跳来跳去,栀子树也长高了,顶端已经快到二楼,它旁边的桂花树倒还是老样子,四五棵一簇,紧挨在一起,从我入学那天到现在都没见它们长高,每年秋天开花的时候,我们都会采几枝放在课桌抽屉里,香气能保持很久。

    我在铁门前的台阶上坐下来,揪了几束狗尾巴草,把它们编成一个圈,挂到了铁门上,然后站起来拍拍屁股,走回操场。阿忠他们在打最后一个球,在这个夏天,他的带球技术又进步了,背后运球很熟练,加上他自己本来就很拿手的胯下运球,防守他的那个孩子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很轻松地就被阿忠过了,不过协防过来的那个高个倒是蛮强,阿忠虚晃了好几次,都没骗倒他。我向阿忠做了后仰跳投的手势——这是我们以前打球时候的暗号,阿忠会意,后撤一步,做了假动作,跟着后仰跳投,球进了。

    输的那队下了场,又换了新的一队,阿忠拍了拍同队的一个孩子的肩膀,又指了指我,说你休息下,让他先打一场,那孩子说行啊,不过只能打两场,阿忠拍了下他的屁股,说你小子真鸡歪。我上去跟那孩子击了下掌,接过阿忠传来的球,运了两下,上了个篮,手感还可以。

    我们玩的是六个球的斗牛,跟我对位的是一个穿黑色背心的男孩子,在身高上要比我高很多。我不敢硬打,拉开了距离,慢慢地跟他玩。我做了几个假动作,诱使他过来掏球,他没动,想投,他又贴上来,只能传给了阿忠。阿忠做了个挡拆的手势,我跑过去帮他挡了人,等他突破了,我马上跟着跑到篮下,阿忠传了球给我,篮下无人,我投得很轻松。第二个球开始时,那个穿黑色背心的男孩子紧盯着我,无论我有球没球,我挥了下手,示意阿忠过来挡下人,但是被识破了,防守阿忠的那个人也是紧盯着他,剩下的那个小孩子,跟我不熟,我没法向他打暗号,跟他对位的技术要比他好,他没运几下球就被断了。这样,我们连着被进了两个球,到第三球,好像是防守阿忠的那个人手上有动作,阿忠的眼睛被戳到了,他急了,说你他妈的到底打球还打人啊,挥手打了那人一拳,那人也不弱,立马还了一拳,我丢了球,跑过去拉他们,结果眼眶上也被打了一拳,顿时眼泪直流。我也火了,揪着那家伙的衣服也给他了一拳。正好打到他鼻子,血马上就出来了。旁边的有几个好像是那人的朋友,看到他出了血,一起扑过来打我,阿忠叫我快跑,我不跑,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照着最先冲上来拍过去,可能是视线有点模糊,没拍准。我自己下巴上被打了一拳,脑子有点晕,紧跟着,身上各个部位,都被打了,鼻子,嘴巴,背上,肚子我只能抡着石头乱挥,似乎砸到了什么,我听到“嘭”的一声闷响,有人喊:“阿金头被打破了。”接着,阿忠又对我喊:“快跑!”这次我跑了。

    跑到山下,我听到身后有人喊别跑了,转过身,看见是阿忠,他的嘴角在流血。我说,你有没有事啊?他说你应该问他们有没有事。我说,你的嘴角在流血啊,他朝地上吐了一口,问我现在还有吗?我说没有了,他说那就没事了。我的眼睛还在流眼泪,我用手背擦了擦,手上有汗,进了眼,酸酸的,流得更厉害,我对他阿忠说,得找个地方洗下眼睛,好像有东西进去了,阿忠问我要不要去医院看下,我说不用了,洗下就好。

    我们去了龟山公园。在那里找到了一个水龙头,我俯下身,捧了一捧水,洗了洗眼睛,洗出了两颗沙子。眼泪总算止住了。我又脱下衣服,冲了手臂、脖子和脑袋,阿忠也冲了。冲完,我们坐在亭子里乘凉。我问阿忠要去哪里高复,他说要去西山那边,我又问他,班里还有没有其他人跟他一起的,他说没有,就他一个人,我说那不是很没意思,他说大哥,我是去高复又不是去玩,要不你也一起去高复算了,我说我还是要等等补报的结果,他说行吧,那你等吧。我们没有再说话。从亭子西面望出去,可以看到飞云江,浅褐色的江面上漂着垃圾,有个白色的袋子很显眼,我注视着它,看它摇摇晃晃地漂着,直到消失在那一团朦胧的水汽里。阿忠站起身,说走吧,去老街吃炒粉干,顺便喝点酒。我说不吃了,我想早点回去,阿忠说那随你。

    也就在从马屿回来的当天晚上,负责村里信箱的阿南伯送来了我的录取通知书。我打了电话给阿忠,告诉他我被录取了,他说恭喜啊,你总算盼到了,我说明年你也会有的。他说但愿吧,我说以后常联系,写信,打电话都可以,他说再说吧,我说你在高复学校里少打架,以后我不能帮你了,他说你自己倒是应该注意点,别逞强了,无论打赢打不赢,都记得跑,我笑了,他也笑了。

    通知书上的报到日期是9月10日,三天后。时间有点紧,父亲第二天去了几个亲戚的家里,帮我筹齐了学费,母亲帮我买了个旅行包,她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的,说衢州很冷,又买了件大衣给我。祖母照着镇上的风俗,给我包了红包,红包里是一百五十八块钱,那个红包在我现在穿的衣服兜里,我手伸进去的时候能感觉到它方正的边角。学费在父亲的内衣兜里,本来我要放到旅行包里,父亲说要是破包还可以放下,这么新太显眼了。

    父亲一直在睡,到慈湖路口的时候,售票员说去火车站的这里下车,我赶忙叫醒了他。他用手抹了下脸,说这么快啊。下了车,父亲带着我去坐公交,绕了好大一圈才找到站牌。他指着上面的3路对我说,就是这路了。和我们一样站着等车的人还有很多,父亲叫我不要东张西望,小心自己的东西。我伸进兜里摸那个红包,还在。

    约莫等了10几分钟,3路车过来了,没有座位,我挨着父亲站着,右手一直放在兜里。售票员过来买票,父亲说去火车站,售票员说你坐反了,去火车站得去对面,父亲要下车,售票员说要到下个站才能下,我们只得继续站下去。到了下一站,我们下了车,父亲走到站牌前,指了指上面的红色箭头,说还真是反了。

    我们穿过了马路到对面坐车。上了车,买了票,父亲对售票员说,到火车站的时候,让她叫他一声,售票员说有喇叭报站的,你仔细听就好了。等售票员走开去,父亲轻声对我说,车上喇叭声音太轻,你也注意听下。我说我会留心听的。我看着车窗上贴的站点,去火车站需要过四站。每到一站,我都对照了下那个小喇叭里的声音,一声温州话,一声普通话,普通话,我听得懂,温州话不懂。在火车站的前一站,我提醒了下父亲,说下一站就是火车站了,父亲说他知道。车子将到站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喊有小偷,我又摸了一遍那个红包。

    挤下公交车,有一堆人围上来问我们要不要火车票,父亲没理他们,拉着我从人群里穿出去。他的手很粗糙很有力,被他抓着,有点疼。进了候车厅,父亲从袜子里抽出火车票给我,票是前天托一个亲戚买的。父亲说他自己眼神不好,要我找下我们这趟车在哪个候车室,我抬头看着那个电子显示牌,找到了我们的班次。我对父亲是三号候车室,他问没看错,我说没错,他说那就走吧。

    三号候车室人比较多,父亲指着那个残疾人通道的牌子,说坐那边去。我说那是残疾人通道啊,他说等下我就残疾了。我说你哪儿残疾啊,他说你看这不就瘸了,他学着腿瘸的人拐了几步。我说你装得还真像,他说其实我的腿以前真地受过伤,是在梅头打工的时候,住的地方着了火,只好从三层楼上跳下来,腿就折了。我说都没听你说起过,他说这有什么好说的,被你妈知道,又担心了。我们在椅子上坐下来,父亲从行李包里拿出昨天买的面包,问我要不要吃,我说太干,咽不下。父亲说,那我去倒点开水给你,我说开水哪里有,他指了指厕所旁边,那里果然贴着开水两个字。我说我还是不吃了,等下上车了再说。他说那随你。他好像很有胃口,大口大口地啃着,不一会儿,大半个面包都被他吃掉了。

    在我们对面一排椅子上坐着几个男人,他们在抽烟,父亲对我说,这几个是贼,我说他们穿得还是蛮齐整的,不像啊。父亲说,你见过几个人啊,你看他们,老是在瞅别人,这是在找下手的人。果然,过了一会儿,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走到一个妇女旁边坐了下来,父亲说你仔细看,看他的手,右手。我说没什么奇怪的嘛,父亲说,他的手是从背后伸过去的。我说喊下那女的吧,父亲说,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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