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纪六十六

河港进约，签入河身，以纾四州水患，遂与屯田都监内侍程昉献议，开二股以导东流。于是都水监奏：“近岁冀州而下，河道梗溢，致上下埽岸屡危。今枣强抹岸冲夺故道，虽创新堤，终非久计。愿相六塔旧口，并二股河导使东流，徐塞北流。”而提举河渠王亚等谓：“黄、御河一带北行，经边界，直入水海，其流深阔，天所以限契丹。议者欲再开二股，渐闭北流，是未尝睹黄河在界河内东流之利也。”至是诏光及入内副都知张茂则乘传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视六塔、二股利害。甲午，光入辞，因请河阳、晋、绛之任，帝曰：“汲黯在朝，淮南寝谋，卿未可去也。”

    乙未，京师及莫州地震。

    十二月，壬寅，诏：“自今内批指挥事，俟次日覆奏行下。”

    癸卯，瀛州地大震。

    庚戌，赐夏国主嗣子秉常诏：“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册，并以绥州给还，所有岁赐，自封册后，并依旧例。”

    辛亥，录唐段秀实后。

    夏遣使贡于辽。

    庚申，以判汝州富弼为集禧观使，诏乘驿赴阙。

    辛酉，邵亢罢。亢在枢密逾年，无大补益，帝颇厌之。至是引疾求去，遂出知越州。

    是岁，前建昌军司理参军德安王韶，诣阙上平戎策三篇，其略曰：“国家欲平西贼，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抚沿边诸族。盖招抚沿边诸族，所以威服角氏也；威服角氏，所以胁制河西也。陛下诚能择通材明敏之士、周知其情者，令往来出入于其间，推忠信以抚之，使其倾心向慕，欢然有归附之意，但能得大族首领五七人，则其馀小种，皆可驱迫而用之。诸种既失，角氏敢不归”角氏归，即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可以荡覆其巢穴，缓之可以胁制其心腹，是所以见形于彼而收功在此矣。今玛尔戬诸族，数款塞而愿为中国用者久矣，此其意欲假中国爵命以威其部内耳。而边臣以栋戬故，莫能为国家通恩意以抚之，弃近援而结远交，贪虚降而忘实附，使栋戬得市利而邀功于我，非制胜之利也。玛尔戬诸族皆角氏子孙，各自屯结，其文法所及，远者不过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正可以并合而兼抚之。臣愚以为宜遣人往河州与玛尔戬计议，令入居武胜军或渭源城，与汉界相近，辅以汉法。因选官一员有文武材略者，令与玛尔戬同居，渐以恩信招抚沿边诸羌，有不从者，令玛尔戬挟汉家法令以威之。其瞎征、欺巴温之徒，既有分地，亦宜稍以爵命柔服其心，使习用汉法，渐同汉俗，在我实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不得与诸羌结连，此制贼之上策也。”初，韶试制科不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甚悉，故为是书以奏。帝异其言，召问方略，以韶管句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

    夏改元乾道。

    神宗体无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熙宁二年（辽咸雍五年）

    春，正月，丁亥，帝谓辅臣曰：“尝闻太宗时，内藏财货，每千计用一牙钱记之，名物不同，所用钱色亦异，它人莫能晓也。皆匣而置之御阁，以参验帐籍中定数。晚年尝出其钱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近见内藏库籍，文具而已，财货出入，略无关防。前此尝以龙脑、珍珠鬻于榷货务，数上不输直，亦不钩考。盖领之者中官数十人，唯知谨扃钥，涂窗牖，以为固密，安能钩考其出入多少与所蓄之数！”乃令户部、太府寺于内藏诸库皆得检察。置库百馀年，至是始编阅焉。

    甲午，奉安英宗神御于景灵宫英德殿。

    是月，司马光视河还，入对，请如宋昌言策，于二股之西置上约，擗水令东，俟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决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宁入于海，是谓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为二股，自魏、恩东至德、沧，入于海，是谓东流。时议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听，卒用昌言策，置上约。

    二月，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帝初从王安石议，凡谋杀已伤而自首，减二等科罪，众论不服。御史中丞滕甫请再选官定议，诏送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定。公著等议如安石，于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皆劾奏公著等所议为不当，又诏安石与当官集议。反覆论难，久之不决，故有是诏。

    己亥，以观文殿大学士、判汝州富弼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

    庚子，以翰林学士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初，帝欲用安石，以问曾公亮，公亮力荐之。唐介言安石不可大任，帝曰：“卿谓安石文学不可任邪，经术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曰：“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恐多变更。”退，谓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困扰必矣。诸公当自知之。”帝又问侍读孙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对曰：“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欲求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其人也。”凡四问，皆以此对。帝不以为然，竟用安石，谓之曰：“人皆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也。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多庸人，故流俗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耳。”帝曰：“然则卿所设施，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今之所急也。”帝深纳之。

    命翰林学士吕公著修英宗实录。

    乙巳，以灾变，避正殿，减膳，彻乐。

    丙午，司马光入对，乞郡。帝不许，曰：“卿名闻外国，奈何出外？”先是吕公著使辽时，光初解台职，辽人因问光何不为中丞；公著归，告帝，故知之。

    甲子，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安石素与吕惠卿善，乃言于帝曰：“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遂以惠卿为条例司检详文字。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惠卿笔也。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富弼以足疾未能入见。有为帝言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闻而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力论之。

    王安石既用事，尝因争变法，怒目谓同列曰：“公辈坐不读书耳！”赵抃折之曰：“君言失矣，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安石默然。

    是月，遣刘航等册李秉常为夏国王。

    三月，富弼始入见，曰：“臣闻中外之事，渐有更张，此必由小人献说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动作生事，则其间有所希冀。若朝廷守静，则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愿深烛其然，毋令后悔。”帝改容听纳，曰：“今日得卿至论，可谓金石之言！”

    癸未，以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先是辙上疏曰：“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官，二曰冗兵，三曰冗费。”疏奏，帝批付中书，因召对而有是命。

    两府同奏事，富弼言大臣须和乃能成务。又言今所进用，或是刻薄小才，小才虽似可喜，然害事坏风俗为甚，须进用醇厚笃实之人。帝曰：“大臣固当与朝廷分邪正，邪正分则天下自治。”

    乙酉，诏令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各具财用利害闻奏。

    戊子，夏国主秉常上誓表，纳塞门、安远二砦，乞缓州；许之。

    壬辰，帝问王安石：“制置条例如何？”安石曰：“已检讨文字，略见伦绪。然今欲理财，则必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未有所及，恐风俗由此而坏，将不胜其敝，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帝颔之。

    乙未，以旱虑囚。

    辽晋王耶律仁先，前以耶律伊逊之谮，出之于外。至是准布叛，辽主复思仁先，乃命为西北路招讨使，率禁军进讨。仁先入见，辽主亲谕之曰：“卿去朝廷远，每俟奏行，恐失机会，可便宜行事。”

    夏，四月，戊戌，省内外土木工。

    初，群臣请上尊号及作乐，帝以久旱不许。富弼言：“故事，有灾变皆彻乐，恐陛下以同天节辽使当上寿，故未断其请。臣以为此盛德事，正当以示外国，乞并罢上寿。”从之。

    帝委任政府，责以太平。一日，政府召台谏官至都堂，富弼谓曰：“上求治如饥渴，正赖君辈同心以济。”知谏院钱公辅对曰：“朝廷所为是，天下谁敢不同！所为非，公辅虽欲同之，不可得也。”

    丙午，同天节，罢上寿。是日，雨。富弼言：“愿陛下不以今日雨泽为喜，常以累年灾变为惧。盖修德致雨，其应如此；万一于德有损，其灾应岂复缓邪！”帝亲书答诏曰：“敢不置之几席，铭诸肺腑！更愿公不替今日之志。”

    丁未，参知政事唐介卒。介为人简伉，以敢言见惮。帝谓其先朝遗直，故大用之；然扼于王安石，少所建明，声名减于谏官、御史时。

    初，中书尝进除目，数日不决，帝曰：“当问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岂可使中书政事决于翰林学士！近每闻宣谕，某事问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必以臣为不才，愿先罢免。”

    安石既执政，奏言：“中书处分答刂子，皆称圣旨，不中理者十常八九，宜止令中书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准用答刂子迁冯拯官不当，拯诉之。太宗谓：‘前代中书用堂牒，乃权臣假此为威福。太祖时堂牒重于敕命，遂削去之。今复用答刂子，何异堂牒！’张洎因言：‘废答刂子，则中书行事别无公式。’太宗曰：‘大事则降敕；其当用答刂子，亦须奏裁。’此所以称圣旨也。如安石言，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辅臣皆忠贤，犹为擅命；苟非其人，岂不害国？”帝以为然，乃止。

    介数与安石争论，安石强辩，而帝主其说，介不胜愤懑，疽发背而卒。疾亟，帝临问，流涕。既卒，复幸其第吊哭，以画像不类，命取禁中旧藏本赐其家。盖介为谏官时，仁宗密令图其像，置温成阁中，御题曰“右正言唐介”外庭不知也。

    时安石锐意变更，而帝信任益专，介既死，同列无一人敢与之抗者。曾公亮屡请老，富弼称疾不视事，赵抃力不胜，遇一事变更，称若者数十。故当时谓“中书有生、老、病、死、苦”盖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也。

    初，仁宗时，范祥为制置解盐使，以盐募商旅输刍粟以实边，公私便之。祥卒，以陕西转运副使薛向继之，向请兼以盐易马，王安石时领群牧，主其说，请久任向。治平末，向坐与种谔开边罢去。至是淮南转运使张靖，被诏究陕西盐马得失，指向欺隐状，帝召向与靖对。钱公辅、范纯仁皆言向罪当黜；安石排群议，抵靖于法，以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向乃请即永兴军置卖盐场，以边费钱十万缗储永兴为盐钞本，官自鬻而罢通商；从之。

    知开封府滕甫罢。初，甫同修起居注，帝召问治乱之道，对曰：“治乱之道，如黑白东西，所以变色易位者，朋党汩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党乎？”曰：“君子无党。譬之草木，绸缪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无朋党，虽中主可以济；不然，虽上圣亦殆。”帝以为名言，乃除翰林学士、知开封府，甫在帝前论事，言无文饰；帝知其诚荩，事无巨细，人无亲疏，辄以问之，甫随事解答，不少嫌隐。王安石尝与甫同考试，语言不相能，深恶甫。会新法行，天下詾詾，恐甫言而帝信之也，因事排甫，出知郓州。

    戊申，富弼、曾公亮以旱上表待罪，诏不允。

    癸丑，命曾公亮为西京奉安仁宗、英宗御容礼仪使。

    丁巳，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从条例司请也。

    甲子，御殿，复膳。

    免河北归业流民夏税。

    五月，辛未，宴紫宸殿，初用乐。

    己卯，赐河北役兵特支钱。

    癸未，翰林学士郑獬罢，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罢，知应天府；知谏院钱公辅罢，知江宁府。拱辰自北京还朝，言臣欲纳忠，未知陛下意所向，又言牛、李党事方作，不可不戒。帝以语辅臣，王安石曰；“此未足为奸邪；谓未知陛下意所向，乃真奸邪也。”曾公亮因言拱辰在仁宗时已知其不正，不复任用。安石曰：“拱辰交结温成皇后家，人皆知之。”獬权发遣开封府，民喻兴与妻谋杀一妇人，獬不肯用按问新法，为王安石所恶。安石雅与公辅善；既得志，排异己者，出滕甫知郓州，公辅数于帝前言甫不当去。薛向更盐法，安石主其议，而公辅谓向当黜逐，拂安石意。三人由是同日罢。

    故事，两制差除，必宰相当笔。时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独安石在中书，擅出獬等；弼以此不平，多称疾卧家。御史中丞吕诲上疏言：“三人无罪被黜，甚非公议。”帝出诲奏示辅臣，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愧不能尽暴其罪状，使小人知有所惮，不意言者乃更如此！”

    丙戌，王安石乞辞位；帝封还其奏，令视事如故。

    壬辰，太皇太后迁居庆寿宫。

    癸巳，枢密院言：“欲检寻本院诸文书，凡关祖宗以来法制所宜施于边者，并删取大旨，编次成册，仍于逐门各留空纸，以备书将来处事。”从之，赐名经武要略。

    王安石以为古之取士皆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诗赋、明经诸科悉罢，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诏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议之。

    时议者多欲变旧法，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独以为不必变，议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皁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馀。使君相无知人之明，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且庆历间尝立学矣，天下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唯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而又时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若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事何异！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今议者所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举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罢经生朴学，不用帖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上之所向而下自趋焉。若俗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矣。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易入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虽有以名取人厌伏众论之美，亦有贿赂公行权要请托之害，卒使恩去王室，权归私门，降及中叶，结为朋党之论。通榜取人，又岂足尚哉！诸科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变而为进士，晓义者又皆去以为明经，其馀皆朴鲁不任化者也。至于人才，则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进士日夜治经传子史，贯穿驰骛，可谓博矣，至于临政，曷尝用其一二！顾视旧学，已为虚器，而欲使此等分别注疏，粗识大义，而望其人能增长，亦已疏矣。臣故曰，此数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议奏，帝曰：“吾固疑此，今得轼议，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帝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轼退，言于同列，安石滋不悦。帝欲用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乃命轼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

    六月，己亥，辽主驻特古里。

    丙午，吐蕃贡于辽。

    丁巳，御史中丞吕诲罢。王安石执政，多变更祖宗法，务敛民财，诲屡诤不能得。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颢宜迁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离间之罪，安石谓无罪。诲请下辟光吏，不从，遂上疏劾安石曰：“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臣略举十事：安石向在嘉祐中举驳公事不当，御史台累移文催促入谢，倨傲不从，迄英庙朝，不修臣节。慢上无礼，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迁转，逊避不已；自为翰林学士，不闻固辞。先帝临朝，则有山林独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銮侍从之乐。何慢于前而恭于后？好名欲进，二也。安石侍迩英，乃欲坐而讲说，将屈万乘之重，自取师氏之尊，不识上下之仪，君臣之分。要君取名，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无大小，与同列异议。或因奏对，留身进说，多乞御批自中而下，是则掠美于己，非则敛怨于君。用情罔公，四也。昨许遵误断谋杀公事，安石力为主张，妻谋杀夫，用案问首举减等科罪，挟情坏法，五也。安石入翰林，未闻荐一士，首称弟安国之才，朝廷比第一人推恩，犹谓之薄，主试者定文卷不优，遂罹中伤。及居政府才及半年，卖弄威福，无所不至。背公死党，六也。宰相不书敕，本朝故事，未之或闻。专威害政，七也。安石与唐介争论谋杀刑名，遂致喧哗，众非安石而是介。忠劲之人，务守大体，不能以口舌胜，愤懑而死。自是畏惮者众，虽丞相亦退缩，不敢较其是非。陵轹同列，八也。小臣章辟光献言，俾岐王迁居外邸，离间之罪，固不容诛，而安石数进危言以惑圣听。朋奸附下，九也。今邦国经费，要会在于三司，安石与枢密大臣同制置三司条例，虽名商榷财利，其实动摇天下，有害无利，十也。臣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毘。大奸得路，群阴汇进，则贤者尽去，乱由是生。且安石初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文言以饰非，罔上而欺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知久居庙堂，无安静之理。辟光邪谋，本安石及吕惠卿所导，辟光扬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终不置此二人！’故力加营救。愿察于隐伏，质之士论，然后知臣言之当否。”帝方注倚安石，还其章，诲遂求去。帝谓曾公亮曰：“若出诲，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乃出诲知邓州。苏颂当制，公亮谓颂曰：“辟光治平四年上书时，安石在金陵，惠卿监杭州酒锐，安得而教之？”故制词云：“党小人交谮之言，肆罔上无根之语。”制出，帝以咎颂，颂以公亮之言告，乃知辟光治平时自言它事，非此也。

    诲之将有言，司马光自迩英趋资善堂，与诲相逢，光密问：“今日请对，欲言何事？”诲曰：“袖中弹文，乃新参也。”光愕然曰：“众谓得人，奈何论之？”诲曰：“君实亦为是言邪？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不通物情，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光曰：“今未有显迹，盍待它日？”诲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所与朝夕谋议者，二三大臣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唯恐不逮，顾可缓邪？”章上，诲被黜而安石益横，光于是服诲之先见，自以为不及也。诲三居言职，皆以弹奏大臣而罢。天下推其鲠直。

    以知开封府吕公著为御史中丞。

    王安石以公著兄公弼不附己，乃白用公著为中丞以逼之。公弼果力求去，帝不许。

    太白入井，壬戌，昼见。

    辽以南院枢密使萧惟信知北院枢密使事，命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伊逊加守太师，四方有军旅，许伊逊便宜从事。由是伊逊势震中外，门下馈赂不绝，凡阿顺者蒙荐擢，忠直者被逐窜，辽人谚云：“宁违敕旨，无违魏王白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