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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一百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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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倍寻找举荐被遗漏的东林党人,把他们安排在各个部门。高攀龙、杨涟、左光斗执掌法令;李腾芳、陈于廷辅助选举;魏大中、袁化中主管科道;郑三俊、李邦华、孙居相、饶伸、王之肕等人全部放在部里执政。而这四司的下属官员邹维琏、夏嘉遇、张光前、程国祥、刘廷谏也都受到民众的称颂。朝廷内外欣喜地期望能有所作为,而小人侧目,更想赶走赵南星。给事中傅魁以邹维琏改任吏部自己不知道为由,首先凭借汪文言发难,弹劾赵南星改变旧制,培植私党。邹维琏引咎辞职,赵南星上疏挽留他,小人更加不满。正好杨琏上疏弹劾魏忠贤,宫中太监与政府官员更加对立,势同水火。赵南星于是闭门乞求退休,皇帝不同意。

    高攀龙弹劾崔呈秀,赵南星疏论让他充边。崔呈秀处境窘迫,连夜跑到魏忠贤的住处,叩头哀求,说:“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人不走,我们二人将不知死在哪里啊。”魏忠贤认为的确是这样的,于是和他一起制定阴谋。恰巧山西巡抚空缺,河南布政使郭尚友想得到它。赵南星认为太常寺卿谢应祥有好名声,将他列在第一位请求皇帝批准。已经获得圣旨恩准,御史陈九畴受魏广微的指使,说谢应祥曾出知嘉善,魏大中是他的门生,魏大中以师徒关系的缘故,同文选郎夏嘉遇商量启用他,徇私舞弊理当斥责。魏大中、夏嘉遇上疏争辩,语言涉及陈九畴。陈九畴再次上疏极力诋毁,二疏一起交给部里讨论。赵南星、高攀龙确切指出谢应祥是因为在群众有声望而被推荐的,魏大中、夏嘉遇没有私情,陈九畴的胡说不能相信。魏忠贤大怒,假传圣旨废黜魏大中、夏嘉遇,连同陈九畴一同被废黜,而斥责赵南星等人相互勾结、结党营私。赵南星立即引咎辞职,魏忠贤再次假传圣旨痛切责备他,放赵南星回家。第二天,高攀龙也引咎辞职。给事中沈惟炳上疏挽救,也被流放在外。不久因为会同推举官员违背魏忠贤的意思,同时排斥陈于廷、杨涟、左光斗、袁化中,把赵南星摈弃了的徐兆魁、乔应甲、王绍徽等人安排在政府要害部门,小人竞相升迁,国家大权都被魏忠贤夺去了。

    魏忠贤及其党徒非常憎恨赵南星。每当假传皇帝下诏、告示时,总是把他看作罪魁祸首。于是御史张讷弹劾赵南星十大罪状,并且弹劾邹维涟、程国祥、夏嘉遇以及王允成。得皇帝旨,将他们全部削籍为平民。叫人再次上奏赵南星的同伙,张讷又列上李邦华及孙鼎相十四人的名字,统统将他贬职废黜了。自此被赵南星摈弃的人,没有不被提拔任用的。他向来所推重奖赏的人,全都遭到了意想不到的灾祸。那些希望迅速谋求进身为官的人,一旦攻击赵南星,便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石三畏也被起用任命为御史,上疏攻击赵南星以及李三才、顾宪成、孙丕扬、王图等十五人。已经死亡的都剥夺官职,有官职的祸害更加惨烈。不久因为汪文言的供词涉及到赵南星,交给抚按审讯。正好郭尚友巡抚保定,而巡抚马逢皋也怀恨赵南星,于是相邀在朝廷上侮辱他,用竹板打他的儿子赵清衡和外孙王钟庞,将他们下狱,让赵南星赔偿赃款一万五千两银子。赵南星家一向贫穷,靠亲友捐助才将官司了结。最后将赵南星发配代州,赵清衡流放庄浪,王钟庞谪戍永昌。嫡母冯氏,生母李氏,都由于哀痛过度而死。七岁的儿子也由于受惊吓死去了。赵南星到达发配地,安然自处。

    庄烈皇帝登基,下诏赦免让他返京。巡抚牟志夔,是魏忠贤的死党,故意推迟派送,赵南星最终死在发配的地方。崇祯初年,赠太子太保,谥号“忠毅”傅槐、崔呈秀、魏广微、陈九畴、徐兆魁、乔应甲、王绍徽、张讷、石三畏、郭尚友、牟志夔,都与“逆案”相牵连,为世人所憎恶。

    邹元标,字尔瞻,江西吉水人。九岁通晓“五经”泰和人胡直,是嘉靖时的进士,官做到福建按察使,师从于欧阳德、罗洪先,得到王守仁学说的真传。邹元标年轻时跟胡直交游,就有志于学术探讨。万历五年(1577)中进士,在刑部学习政事。

    张居正专权,邹元标上疏痛切规劝。并且说:“陛下以为张居正对国家有利吗?张居正论才干虽然有所作为,学术根基却非正途;志向虽然远大,却过于刚愎自用。他的一些政策措施不合情理,比如州县入学的人数,限定为十五六人。有关官署迎合他的旨意,更加减少数量。这是选拔贤才的路子不广。各地判决囚犯,也有一定的数量,有关部门害怕受处分,数量上一定追求有所富余。这是刑罚实施得太无节制。大臣拿了俸禄苟且偷生,小臣害怕获罪保持沉默,有的人今天陈述意见,明天却遭到了谴责。这是上下言路没有通畅。黄河泛滥成灾,老百姓有的以荒草地为家,以喝水充饥,而有关部门却充耳不闻。这是老百姓的疾苦没有得到救济。其他诸如任用残酷的官员,埋没杰出的人才,真是举不胜举。臣恭恭敬敬地读皇帝的诏示,上面说道:‘朕的学业还没有完成,志向还没有确定,先生就离开了我,将使前功尽弃了。’陛下还这样说,真是国家无尽的福份啊。虽然如此,辅助完成皇上的学业,协助树立皇帝的志向的人,不能说朝廷就没有啊。幸好是张居正遭遇父母丧事,还可以挽留,倘若不幸就此离去,陛下的学业莫非就此不得完成,志向莫非终究不能确定么?臣看到张居正的上疏说:‘世上先有非同寻常的人,然后才能做非同寻常的事。’这是把奔丧看作事而不屑于去做的人。谁不知道人只有恪守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伦理才能成其为人。现在这个人,父母活着时不去照顾,父母死了不去奔丧,还自我吹嘘为非同寻常的人,世道人心不认为他丧失天良,就认为他是猪狗禽兽,这能叫作非同寻常的人吗?”

    奏疏写好,放入怀中然后上朝。正好赶上吴中行等人受廷杖刑。邹元标等打完棍子后,把奏疏拿出来交给中官,哄骗他说:“这是请假的奏疏。”等奏疏呈上后,张居正十分恼怒,也将邹元标打了八十棍子,贬职流放都匀卫,都匀卫位于万山丛中,与少数民族杂居,邹元标处之泰然。更加专心研究理学,学问得到很大的进步。巡抚御史受张居正的指使,将要陷害邹元标。路过镇远在那里住宿,一个夜晚,御史突然死了。

    邹元标流放了六年,张居正死,征召授官吏科给事中,首先陈述培养道德观念、亲近大臣部属、严肃法令准则、尊崇儒家品行、整顿地方吏治五件事。不久弹劾罢免礼部尚书徐学谟、南京户部尚书张士佩。

    徐学谟是嘉定县人。嘉靖年间担任荆州知府。景恭王分封德安,想夺取荆州城北面的沙市地盘,徐学谟坚持不给他,被景恭王弹劾。交给抚按官审问,改到别的地方当官。荆州人感激他,把沙市称作“徐市”张居正跟他一向很好。万历年间,积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郧阳。张居正回家处理父亲的葬事,徐学谟小心地为他服务,征召授官刑部侍郎。过了二年,提拔为礼部尚书。自弘治以后,礼部长官不是翰林出身不予任命。只有席书因为说“大礼”的缘故,由其他官署调任;万士和不是翰林,但他先担任过礼部侍郎。徐学谟直接被任命为礼部尚书,朝廷大臣因为张居正的缘故,没有人敢说话。张居正死,徐学谟赶忙跟大学士申时行结为亲家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等到奉皇帝命令选择寿官,通政参议梁子琦揭发他先是巴结张居正,然后依附申时行。下诏剥夺梁子琦的俸禄。邹元标接着揭发他,于是命令他辞官回家。

    慈宁宫遭火灾,邹元标又上疏陈述有关时事政治六件事。其中说道:“臣先前进献无欲望的教诲,陛下尝试自我检查,是真没有欲望呢,还是节制了欲望?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不为。’陛下的确应该尽快彻底地自我检查,着意节制自己的欲望。”这个时候,皇帝正当壮年,沉迷于声色巡游、宴席,以为邹元标指责自己,很不高兴,降旨责怪他。首辅申时行因为邹元标是自己的门生,却弹劾罢免了他的姻亲徐学谟,也心怀不满,于是把他贬职为南京刑部照磨。调任兵部主事。征召改任吏部,提升员外郎,因病免职。后起用候补验封。陈述吏治十件事,百姓疾苦八件事,奏疏接近一万言。文选员外郎空缺,尚书宋纟熏请求任用邹元标,很久都没有消息,宋纟熏接连上疏催促。给事中杨文焕、御史何选也帮着说话。皇帝发火了,斥责宋纟熏,将杨文焕、何选贬到外地,而将邹元标调往南京。刑部尚书石星为他辩论,也遭到皇帝的责备。邹元标在南京过了三年,称病回家。很久之后,起用为本部郎中,不去赴任。不久母亲死,定居乡里讲学,跟他学习交游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名气也越来越大。朝廷内外上疏举荐被遗失的人才,共有几十甚至百道奏疏,没有不把邹元标列在第一位的,终于不被起用。在家隐居将近三十年。

    光宗即位,征召授官大理寺卿。未到任,提升刑部右侍郎。天启元年(1621)四月回到朝廷,首先进呈“中和”的言论,说:“现在国家这个样子,都是二十年来各大臣纷争酿造成的。过去不选拔人才、礼让贤能,却天天嫉贤妒能,压制人才,讨论事情的人又不能心平气和,反而专门致力于分立门户派系。卑臣以为今天最要紧的,只是朝廷大臣彼此和睦而已。朝廷大臣和睦了,天地之间自然就和顺了。以前讨论人和事,每个人都心怀偏见,偏见导致迷乱,迷乱导致固执,固执转而自私,不再知道有别人,国家的灾祸就降临了。现在跟各大臣立一个约定,讨论一个人应该公平,不要轻易下笔做结论;讨论一件事应该借鉴以前的经验,考虑它的后果,不要不加思考、轻信传闻。用天下万世的良心,来衡量天下万世的人和事,则议论公平,而国家能享受安定和平的幸福。”于是推荐涂宗浚、李邦华等十八人。皇帝优先下诏,嘉奖并接受了。过了二天,又陈奏发掘选拔人才、理财振军等数事以及保证安宁的四项规条。并请求征召录用叶茂才、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丁元荐,而抚恤、登录罗大。。、雒于仁等十五人。皇上也赞同接纳。

    当初,邹元标站在朝廷上,正直威严,令人生畏,晚年努力争取做到和睦平易。有人议论他赶不上刚开始做官的时候有气魄。邹元标笑着说:“大臣跟言官是有区别的。风度超绝,是言官的事情。大臣关心的不是大的利益和损害,就是应当保护扶持国家,怎么能像年轻人那样怒形于色呢?”这时结帮拉派十分兴盛,邹元标讨嫌这种做法,想改正这种陋习,所以他举荐引用的人不拘一格。曾经想推举任用李三才,因言路不通,邹元标没有坚持。王德完讽刺他首鼠两端,邹元标也不计较。南京御史王允成等人以为他们二人有矛盾,请求皇帝下诏调解。邹元标说:“我与王德完从来没有矛盾,这一定是有人在从中捣鬼。我曾跟朝中大臣说:‘当今皇帝年幼,敌人就在国门边上,只有同心协力、同舟共济了。倘使再党同伐异,对国家来说就是不忠,对家庭而言就是不孝。世上自有不偏袒、不结党的正道,为什么总是在窝里斗个没完呢?’”皇帝即位已经很久,但前朝被废黜、死亡的各臣还没有得到赠封照顾,邹元标再次上疏阐述抚恤大典,言辞更为恳切。

    这年十二月改任吏部左侍郎。未到任,授官左都御史。第二年主管在外地官员的考核,离职或是留任全凭公论。御史潘汝祯、过庭训一向有人议论。等过庭训官期任满,潘汝祯的评价充满了赞扬的话。邹元标上疏弹劾,二人一起称病离职。不久,邹元标说丁巳年(1617)对京官的考核不公正,专门打击压制跟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请求皇帝收留录用章家祯、丁元荐、史记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由此各臣多得到平反昭雪。又说:“公开下诏征召被遗失的人才,但各老臣的官阶还是三十年前就应该得到的,应该增加三品抬高他们的官级,表示陛下褒扬尊敬年高德重之人的美德。”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北京和南京的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三卿各增加了二个名额。

    孙慎行议论“红丸案”邹元标也上疏说:“人类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所以确立,是因为有信史。我去年乘船经过南中,南中的知识分子都说先皇帝突然驾崩,死因不清楚,传闻不可轻信。我开始还不以为然。等到进入北京城,跟人说起先皇帝有大德,应该尽快记入信史。各大臣说:‘提到先皇帝弥留之际的大事,叫人停笔不敢下,有谁敢担当这个责任?’我开始对前些天听到的话有了怀疑。首辅方从哲不伸张讨伐逆贼的正义,反而实行奖赏奸细的法令,即使是无心做事,又怎么向世人解释交待。况且方从哲执政七年以来,没有听说有什么建树,只听见说骑在马上一天打三次仗,损失我国十万士卒。请问是在谁当政期间,使先皇帝受到震惊,奸邪之人闯入内宫、豺狼当道,扰乱朝政?方从哲如何回答?从来惩戒乱臣贼子,都是依靠信史。信史耽误于今天,不知到何时才能写成?”当时刑部尚书黄克缵观望内廷的意图,小官吏们都跟着他,而方从哲世代定居京城,盘根错节的关系不少,崔文升一帮人迎合内廷,极力追究孙慎行和大家的议论,都不能陈述。不久,孙慎行和王纪一起被驱逐,邹元标上疏挽留,皇帝不听。

    邹元标自从回到朝廷以来,不危言耸听,不发表过激言论,对于事物没有猜疑。然而奸诈小人因为他是东林党人,还是忌恨他。给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担心明年考核京官对他们不利,暗地里想办法赶走他。正好邹元标同冯从吾创建首善书院,集合志同道合的人讲学,朱童蒙首先请求禁止。邹元标上疏辩论请求辞职,皇帝已经安慰挽留,郭允厚又上疏弹劾,语言尤其荒谬没有根据。而魏忠贤刚刚大权独揽,传旨说宋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讲学,将要严加谴责。叶向高极力辩解,并且乞求一起辞职,这才下了道温和的诏书,郭兴治和郭允厚又交相上疏大力攻击,郭兴治竟然把他们比作山东的“妖贼”邹元标更加坚定地接连上疏请求离职,下诏加赠太子太保,乘驿车回家。闭门谢客,进呈老臣请去国情深疏,一一陈述军国大计,而规劝皇帝节制欲望,人们争相传诵。天启四年(1624)死在家里。第二年,御史张讷请求拆毁天下的讲坛,极力诋毁邹元标,魏忠贤于是假传圣旨剥夺他的官籍。崇祯初年,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号“忠介”

    孙慎行,字闻斯,江苏武进人。年轻时听到外祖父唐顺之的绪论,就十分喜好读书。万历二十三年(1595),考中进士第三名,授职编修,积官至左庶子。几次请假定居乡里,闭门绝交,精心钻研理学。有人求见,都不接纳,有人向他询问政事,他也不回答。

    万历四十一年(1613)五月从少詹事提拔为礼部右侍郎,代理本部事务。正在这时,城郊祖庙大规模宴享各礼节,皇帝有二十多年没有亲自主持,东宫太子停止讲读已有八个年头,皇帝长孙九岁了还没有请外面的老师,瑞王二十三岁尚未成婚,楚王同族的人禁锢很久没有释放,代王废除大儿子立小儿子,好久都不更正,臣子的奏章上疏全部扣留禁中,福王府庄田超过四万顷。针对上述情况,孙慎行痛切进谏。此后,考虑到东宫太子开讲,皇帝孙子请老师,关系到宗庙社稷的安危,上疏多达七八次。代王废除长子朱鼎渭,立爱子朱鼎莎,李廷机当侍郎的时候主持这事,这以后,大臣们上疏一百多道争论,皇帝都不省悟。孙慎行多次上疏力争,才得以改正。楚王族人打死巡抚赵可怀,为首的六个人处以死刑,又将朱英女蕉等二十三人囚禁在监牢里面,将朱蕴钫等二十三人关押在很远的地方。孙慎行极力辩白他们并非谋反,各人因此得以释放。皇太子虽已确立,福王还滞留京城,需要四万顷庄田才离开,势利小人多暗中侦察。朝臣请求让福王回王国的人越多,皇帝就越推迟他的行期。孙慎行上疏十几次,都不见省悟。最后,贵妃又请皇帝挽留福王庆贺太后七十年的寿辰,大家的议论更加纷扬。孙慎行于是联合文武大臣跪在宫殿前极力请求,大学士叶向高也竭力争辩。皇帝不得已,答应明年阴历三月让他回王国,大家的情绪才安定下来。

    韩敬议论科举考试,孙慎行准备废黜韩敬。他在家乡居住时一向在东林讲学,韩敬的同党很忌恨他。正好吏部侍郎空缺,朝廷议论让李志改任吏部左侍郎,孙慎行为右侍郎,任命都还没有下达。御史过廷训于是说李志未到任,何必再推举孙慎行,给事中亓诗教附和他。孙慎行于是四次上疏请求回家,到城外等候命令,皇帝于是同意了。不久考核京官,御史韩浚等人因为催促福王回国,认为孙慎行求取功名,把他的名字写进纠察过失的上疏中,皇帝清楚他无罪,孙慎行幸免于难。

    熹宗即位,征召授官礼部尚书。当初,光宗皇帝病情加重,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红铅药丸,不久皇帝驾崩,朝廷大臣轮流上书弹劾他。大学士方从哲草拟圣旨让他称病回家,赠送给他金币。天启二年(1622)四月,孙慎行回到朝廷,上疏说:

    “先皇帝死得这么快,虽然说有旧病,实际上是治病的人用药不慎重。读官府的报纸,得知李可灼的红丸是首辅方从哲进献的。李可灼不是宫内太医,红丸不知道是什么药,却竟敢那么快地进献给皇帝。往昔许悼公喝太子药而死,太子就自杀了,春秋还记载为弑君。然而方从哲应该如何处置?快点拿剑自杀向先皇帝谢罪,是上等行为;关了门躺在草席上,等候司法部门处理,是次等行为。他却竟敢如此凶狠不加任何考虑。等到满朝大臣一起攻击李可灼时,方从哲只是命令他回家休整,难道不是因为自己举荐了李可灼,恐怕跟他一起受处分吗?我以为方从哲纵然不是有心弑君,却造成了弑君的事实;想要洗刷弑君的罪名,难逃弑君的事实。实录中如果想要替君父避讳,不得不直接写上方从哲连续进献二颗药丸,皇帝片刻驾崩,恐怕到了后代,要想真相大白于天下,是不能够了。

    “然而方从哲的罪行实在不止于此。首先有皇贵妃想立为皇后的事情。自古以来没有皇帝一死就立皇后的。倘若不是礼官上疏,言路极坚持,岂不是要嫁祸于国家吗!其次有谥号皇祖为恭皇帝的事情。遍考晋、隋、周、宋各朝,凡是末代亡国的君主都谥号为“恭”方从哲却将它加在我朝皇祖的头上,难道真是不学无术,实际是在诅咒我国已经快要亡国了,其居心何在?最后有选侍垂帘听政的事情。刘逊、李进忠这二个些微小臣,何至于如此大胆,口出狂言。或以为二小臣早就把黄金宝物送到方从哲家,如果不是九卿、台谏极力请求移宫,选侍一旦得志,陛下将无立足之地。听说那时方从哲迟迟不肯进奏,科臣催促他,他却说迟几天没关系。放任太监肆意嚣张,忍心看着皇上不安,做大臣的应该像这样无动于衷么?

    “我在礼部说有关礼的事情。他罪恶滔天,毫无生路可言。至于其他督战误国,欺上徇私,纵情声色,践踏国法,冒犯天下名义,酿成国家灾害的罪行,我不能一一列举。陛下应立即声讨这贼臣,以雪不共戴天之仇。不要问身旁的人,身旁的人都是方从哲巴结好了的。不要拘禁忌讳的人,那些人都是方从哲布置好了的。请求皇上立即诛杀李可灼,以泄神人之共愤。”

    当时全国都痛恨方从哲,孙慎行的言论虽过于尖刻,然而大家都认为他说得对。看到身边亲侍多为方从哲说话,皇帝于是说:“方从哲一向忠诚小心,李可灼进药本是先皇帝的意思。你的话虽出于忠诚爱护,事情却是传闻。连同进封、移宫等事情,当天九卿、台谏官亲眼看到的,当据实上报,用以释解大家的疑虑。”于是方从哲上疏辩解。刑部尚书黄克缵偏袒方从哲,也为他曲意辩解。孙慎行又上疏驳斥,说:“此前过于相信李可灼,罪在轻视进药;此后曲意庇护李可灼,罪在不声讨盗贼。二者都不能开脱弑君的罪名。方从哲说移宫有真凭实据,但各臣的请求是在初二,方从哲的请求是在初五。那时奏章上疏送到乾清宫不送到慈宁宫已有三天,国家大事几乎中断,不是其他辅臣调查获悉,与朝臣极力请求,其危害真是一言难尽啊!臣恭敬拜读皇帝的诏书,其中说:‘辅臣的意义在于分管国事,替朕分担忧愁。现在这种局面,为何不代朕传一句话,平息各种意见纠纷,君臣之间的大义到哪里去了?’又说:‘朕不能忍受侮辱虐待,六七天都在日夜哭泣。’方从哲是顾命元老重臣,假使他能稍微有所行动,何至于让至尊的皇帝如此忧愤危险!他阿谀奉承太监是那么多,感戴皇帝的圣明是如此少,所以胆敢侮辱皇帝的祖先,违抗皇帝的父亲,而欺负皇帝陛下啊。”最后又极力说明黄克缵的荒谬。二疏章一起交朝廷讨论。不久上报皇帝,只是将李可灼下狱发配边地,方从哲不问罪。

    山东巡抚报告,五月中旬,大白天月亮和星星一齐出现了。孙慎行以为非常怪异,上疏请求皇帝修身反省,语言非常直率中肯。秦王朱谊氵患由庶受封,排行老四按规矩不应该封为郡王,重礼贿赂皇帝近臣,才得圣旨批准。孙慎行坚决不接受诏书,三次上疏争辩,没有结果。七月称病离职。

    这一年冬天,朝廷推举内阁大臣,以孙慎行第一,吏部侍郎盛以弘第二。魏忠贤压制不任用,任用顾秉谦、朱国祯、朱延禧、魏广微,朝臣大吃一惊。叶向高接连上疏请求任用孙、盛二人,最终没有效果。此后,魏忠贤气焰嚣张,讨论编写三朝要典,孙慎行列为“红丸案”的首犯。同党张讷于是上疏极力诋毁,下诏剥夺官籍。不久,刘志选又两次上疏追查揭发,下诏抚按调查审讯,发配宁夏充边,没有出发,庄烈皇帝即位,赦免了他。

    崇祯元年(1628)命令以原来官职协助治理詹事府,极力推辞不到任。孙慎行操守严峻,品行纯洁,为一代官吏之宗师。朝士多数推举他进入内阁,吏部尚书王永光极力排斥他,终究不被任用。八年,推举内阁大臣,几次皇帝都不满意。最后把孙慎行、刘宗周、林钅干的名字上报,皇帝立即召见他们。孙慎行已经患病,刚到北京就死了。赠封太子太保,谥号文介。

    高攀龙,字存之,无锡人。少年时读书,就喜好程颐、朱熹的学说。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授行人职。四川佥事张世则进呈他的著作大学初义,诋毁程颐、朱熹的章句,并请求颁行天下,高攀龙上疏极力反驳他的错误,张世则这本书便没有颁行。

    侍郎赵用贤、都御史李世达被别人攻击丢了官,袁中的议论多数归咎于大学士王锡爵。高攀龙上疏说:

    “近来朝廷之上,正人君子被排挤一空。大臣则孙钅龙、李世达、赵用贤走了,小臣则赵南星、陈泰来、顾允成、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贾岩被斥退了。近来李祯、曾乾亨又无法安心本职而乞求走了,选郎孟化鲤又借口推荐言官张栋,随着这股潮流去了。

    “天地之间造就一个人才是很难的,国家需要人才是很急迫的,这样的废置排斥,以后的人才怎么接得上。这些情况已使得正直的人扼腕叹息,奸邪的人弹冠相庆,世道人心如此真叫人不胜感慨!而且现在陛下的朝讲已经停止很久了,朝臣不能望见皇帝的龙颜。皇帝传旨下来,虽然说是圣上亲自裁定,但这里面隐藏了些什么,难以揣度其究竟,所以朝廷内外的舆论,不是说‘辅臣想除掉不归附自己的人’,就是说‘近侍不利用正直的人’。陛下深居九重之内,也曾经把每位大臣是否贤能的情况写了陈列在左右;而陛下对于各臣,也曾想过他们为什么会获罪的原因吗?如果以为都是由于圣上发怒,可是各臣除孟化鲤之外,未曾听说有触犯圣旨的,为什么都遭罢免斥退呢?即便违抗了皇帝讲了不中听的话,例如董基等,陛下已经录用,为什么对于这些人却不是这样呢?我恐怕陛下有驱逐奸邪的果断,而左右的人反而利用来实现自己嫉妒的私心;陛下有接纳进言的博大胸怀,而臣子反而留给您拒绝谏诤的讥嘲。传到各地,写进史册,使圣德受累不浅。

    “辅臣王锡爵等,看他自我约束的情况,好像胜过张居正、申时行;观察他的用心和五十步笑百步又有什么不同呢?即如各臣被罢退斥逐,如果以为当然是这样,那么是非邪正,一般人都能辨别,怎么忍心坐视皇帝的错误做法,难道不是为了发泄私愤,而得益于把那些人全都罢免斥退光吗?”

    最后极力诋毁郑材、杨应宿说人坏话、巴结奉承应该罢免。杨应宿也上疏攻击高攀龙,所讲的话非常荒诞,没有根据。两份奏疏一起交给部院,议论的结果是请求对二人稍加责罚,以表示惩治过去,警戒未来。皇帝不准,降杨应宿二级,把高攀龙贬职流放到揭阳为添注典史。

    御史吴弘济等议论挽救,都受到谴责。高攀龙上任七个月就因事归去,接着父母去世,于是不再做官,在家住了近三十年。言者多次推荐,皇帝都不醒悟。

    熹宗即位,起用高攀龙为光禄寺丞。天启元年(1621)升为少卿。第二年四月上疏弹劾外戚郑养性,说:“张差梃击谋害太子实在是郑养性的父亲郑国泰所主使。现在人们议论纷纷,都怀疑郑养性勾结宫内外犯法作乱的人,另有异谋,怀疑积累多了得不到解决,应当考虑一个妥善处理的办法。至于刘保谋反,是中官卢受主使的,刘于简的供词都在。卢受本是郑氏的私党,而李如祯一家勾结郑氏,阴谋陷害名将,导致失地丧师,刘于简原来的供词,说明李永芳约了李如祯做内应。像崔文升向来就是郑氏的心腹,知道先帝有虚症,故意给他服用泄药,这罪不能赦免。陛下仅仅将他斥责赶走,而崔文升还秘密住在京城。应该勒令郑养性回到家乡,尽快将李如祯、崔文升绳之以法,以昭彰国家大法。”奏疏送入,皇帝责怪高攀龙多事,但终于遣送郑养性回了老家。

    孙慎行因为“红丸案”攻击前朝首辅方从哲,交给大臣们讨论。高攀龙引用春秋首恶性之诛为例,把“红丸案”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方从哲。给事中王志道为方从哲辩解,高攀龙写信切实责备他。不久改任太常寺少卿,上疏陈述努力学习的重要,接着说:“方从哲的罪行并非只有‘红丸’一件事,他最大的罪行在于勾结郑国泰。郑国泰父子有计划地谋害先帝的事不止一件,开始是张差的梃击,接着是郑贵妃进送美女,最后是崔文升的药,而方从哲实在是佑护他。尽力扶持帮助郑氏的党徒,尽力铲除不听从郑氏的人;一时人心惶惑,只知道郑氏,不知道东宫太子。这是盗贼一样的臣子,讨伐盗贼,就是陛下的孝。而有的人却说:‘为先帝隐讳才是孝。’这是扰乱天下的歪理。陛下顾念圣母就应该宣布李选侍的罪行,顾念皇考就应该加厚对李选侍的恩德,这样就仁至义尽了。而有的人却说:‘为圣母隐讳才是孝。’明明是圣谕,看作是假托;像杨涟那样忠心,却被诽谤为居功自傲。大臣怕被说是居功,宁愿以待罪之身躲在一边,当君父有急难的时候,却在那里袖身旁观,这也是导致天下大乱的歪理。被这样的说法所迷惑,真正的孝不知道是孝,把不孝也当作大孝;真正的忠不知道是忠,把不忠也当作大忠。忠孝都可以颠倒,什么事情不可以胡为呢?所以方从哲、郑养性不能不讨伐,为什么还让他们住在天子脚下?”当时在朝廷暗中支持方从哲的势力很大,他们摘取了高攀龙奏疏中“不孝”的话激怒皇帝,将要对他严加谴责。叶向高大力拯救,这才停发俸禄一年。邹元标受到攻击,高攀龙请求和他一同罢免,皇帝下诏挽留他。升为太仆卿,提升刑部右侍郎。

    天启四年(1624)八月拜左都御史。杨涟等一群人攻击魏忠贤,双方已势不两立。等到叶向高离职,魏广微天天引导魏忠贤做坏事,而高攀龙是赵南星的门生,一同在重要部门。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扬回来,高攀龙揭发他贪污受贿的邪恶行为,赵南星建议把他充军,崔呈秀处境困迫,急忙跑到魏忠贤那里,乞求做他的干儿子,于是捡了谢应祥的事,说高攀龙党附赵南星。皇帝下了道严厉的圣旨责问追究,高攀龙自己承担罪责走了。不久,南京御史游凤翔调出当知府,揭发高攀龙挟持私人势力排挤他。下诏恢复了游凤翔过去的官职,革了高攀龙的职。崔呈秀还不解恨,一定要杀他,把他的名字偷偷塞进李实弹劾周起元的奏疏中,派遣缇骑前往逮捕他。高攀龙早上拜谒宋代儒家学者杨龟山祠,有人把这公文告诉了他,高攀龙回去和二个门生一个弟弟在后园的池上喝酒,听说周顺昌已经被逮捕,笑说:“我视死如归,现在就要实现了。”进去和夫人说话,跟平时一样。出来,写了两张纸告诉二个孙儿说:“明天交给官府的校尉。”于是让他们出去,关好门。过了一会儿,大伙推门进去,看到一盏灯火光微弱,高攀龙已经整整齐齐地穿戴好衣帽自己溺死在池中了。拆开他所封的纸,是一个遗表,说:“我虽然被革职,从前曾是大臣,大臣受侮辱就是侮辱国家。谨向北面叩头,跟从屈原遗留下来的榜样。”又有告诉门生华久诚的信说:“我能够像这样从容不迫的死去,多少还是得力于我一生治学的结果。”当时他六十五岁。远近的人听到他的死讯,没有不为他哀伤的。

    崔呈秀还不解恨,假传圣旨把高攀龙的儿子世儒交给司法部门审理,刑部判世儒不能防范他的父亲,流放服劳役。崇桢初年,追赠高攀龙为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号忠宪,授予高世儒官职。

    起初,海内学者全部都尊奉王守仁的学说,高攀龙心里很不以为然,他和顾宪成同在东林书院讲学,以静为主。品行纯良忠厚,完全是一个正直的人,被当时的学者所尊奉。海内士大夫,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一致称颂高、顾二人。高攀龙被革职的时候,皇帝下诏拆毁了东林书院。庄烈帝即位,学者重新修复了它。

    冯从吾,字仲好,陕西长安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改任庶吉士,授官御史。巡视宫城,宦官置备名帖求见,拒绝不见。礼科都给事中胡汝宁奸诈狡猾、胡作非为,多次揭发都不离职。冯从吾揭露他的邪恶,才把他调往外地,正值考核地方官员的时候,冯从吾严加巡视,行贿者销声匿迹。

    万历二十年(1592)正月上奏章说:“陛下郊庙祭礼不亲自参加,朝臣聚会不亲自驾临,奏章扣留在禁中不下发。请看戊子(1588)以前,周边国家效忠顺服,天下太平;己丑(1589)以后,南有倭寇告急,北有强敌犯边,天灾人祸,层出不穷。前者为励精图治的功效,后者是懈怠败坏的灾祸。近来传颂皇帝告谕,说皇帝身体欠佳,想以此为由自我掩饰,却不知宫内敲钟,声音已传于宫外。陛下每晚必饮酒,每饮必醉,每次喝醉了必定发脾气。左右的人稍有一句话不对劲,就用乱棍打死,外廷没有不知道的。天地良心,难道是可以欺骗的么!希望陛下不要以为天灾不足畏惧,不要以为人言不足忧虑,不要以为目前的太平安定可以依赖,不要以为将来的危险动乱可以忽视,如此,则是国家社稷的大坏事。”皇帝大怒,想处罚他廷杖刑。正好赶上仁圣太后的寿辰,内阁大臣极力劝解得以幸免。不久告假回家,起用巡视长芦盐政。为政清廉,优待商人,奸猾之徒大为收敛。回到朝廷后,正赶上皇帝因为军事事务大批废黜北京和南京的言官。冯从吾也被剥夺官籍,还是由于先前上疏的缘故。

    冯从吾生性纯正而诚实,有志于濂、洛二个学派的理学,跟着许孚远学习。罢官回家,闭门谢客,用前辈学者的格言,对照自己的实践,造诣更加深邃。在家隐居二十五年,光宗即位,起用尚宝卿,提升太仆少卿,全因为哥哥的丧礼没有赴任。不久改任大理寺。

    天启二年(1622)提拔为左佥都御史。才二个月,提升为左副都御史。朝廷讨论“三案”冯从吾说:“李可灼拿至尊皇帝试验药物,却同意他称病回家,掌权者是何用心?至于梃击这个官司,跟揭发奸人的各臣作对的人,就是奸人。”因此众太监讨厌他。

    不久,与邹元标共同创建首善书院,召集志同道合的人在里面讲学。给事中朱童蒙上疏诋毁。冯从吾说:“宋朝不兴盛,是因为禁止讲学的缘故,而不是讲学的缘故。我朝太祖、成祖宣扬‘六经’,皇帝布置讲经史的几席,皇太子出楼听讲,都是讲学。臣子期望皇帝讲学,自己却不去做,能行吗?原大臣王守仁,在行军打仗的空隙,还不忘记讲学,终于成就伟大的功业。这就是我们不计较名誉得失而兴书院讲学的原因。”于是再次称病辞职,皇帝下诏好言相劝,挽留他。给事中郭允厚、郭兴治又先后极力诋毁邹元标。冯从吾又上疏说:“我壮年时进入朝廷,就跟杨起元、孟化鲤、陶望龄等人创立讲学会,直到我告病回家才停止。北京讲学,过去就有了,为什么直到今天才被谴责?”于是再次上疏辞职。

    天启四年(1624)春天,起用为南京右都御史,多次推辞没有批复,征召授官工部尚书。正好赵南星、高攀龙相继离职,接连上疏极力推辞,让他辞官回家。第二年秋天,魏忠贤的党羽张讷上疏诋毁冯从吾,剥夺官籍。同乡王绍徽一向怀恨冯从吾,等到在吏部任职,使乔应甲巡抚陕西,千方百计地搜集材料,但一无所获。于是毁坏书院,推倒先圣的像,丢在城角。冯从吾非常愤怒、忧郁,得病死了。崇祯初年,恢复官阶,赠封太子太保,谥号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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