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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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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〇〇年,我接到一个电话。“我是陈虻。”

    说完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可能是想给我一个发出仰慕尖叫的时间。

    “谁?”

    “我,陈虻没给你讲过课?”

    “你哪个单位的?”

    “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找你合作个节目。”

    我们在央视后面梅地亚酒店见了面。

    我打量他,中长头发,旧皮夹克耷拉着,倒不太像个领导。他跷着二郎腿,我也跷着。

    他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对成名有心理准备么?”

    哟,中央台的人说话都这么牛么?

    我二十三四岁,不知天高地厚得很:“如果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话,我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了。”

    “我说的是家喻户晓式的成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他都气笑了:“你再说一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他开了口。

    “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

    他在烟雾里眯着眼看了我一会儿:“你来吧。”

    “我不去。”

    我有我的节目,湖南卫视的“新青年”人物采访,很自在,用不着签约,我住在北京,每月去一趟,录完拿现金。“体制里的工作我干不了。”

    他也不生气,把烟头按灭了,站起身:“这样,你来参加一次我们评论部的年会玩玩吧。”

    年会上来就发奖,新闻评论部十大先进。

    这十位,长得真是。头一位叫孙杰,歪着膀子上了台,手里拿一卷卫生纸,发表获奖感言:“感冒了,没准备,写在这纸上了,我讲几个原则啊”讲完把纸一撕,擤擤鼻涕下台。

    晚会前是智力问答,我跟台长分一组,白岩松主持这环节,问:“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季节?”台长按钮抢答:“冬季。”——大概他脑子闪现的都是系围巾的男女群雕。于是被大笑着羞辱一番。

    当时正是评论部与“东方时空”分家的阶段,接下去放的是崔永元的分家在十月:“运动啦,七八年就来一次兄弟们,抢钱抢女编导,一次性纸杯子也要,手纸也要”领导们坐第一排,在片子里被挨个挤兑。

    “李挺诺夫硬挺着入睡的夜晚,气恨地说:‘痛并快乐着,这书只配用来垫脚!’”坐在第一排中央的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正被群众抢钱包,钞票全部被撒向空中,大家哈哈大笑。其中一百块红艳艳,飘啊飘,飘到了我手里。

    嘿,这个地方好。

    陈虻拿了一张破纸,让我在上面签个字:“你就算进中央台了。”我狐疑地看了一眼。这连个合同都不是,也没有记者证,没有工作证,没有工资卡,连个进台证都没有。

    “我们看中了你,这就够了。”

    瞧他的嘴脸。

    他带我去新闻评论部。我边走边打量,看了看部门口挂的牌子: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前卫嗯,一个新闻部门,还想前卫?我左看右看。

    他头也不回地走在前头,一边敲打我:“你就是个网球,我是个网球拍,不管你达到什么高度”

    哦,这人挺记仇。

    他转过头盯着我:“记住,我都比你高一厘米。”

    切。

    一进门,办公室正中间放一把椅子,化妆师熟练地一甩,往我身上套了块布:“来,把头发剪了。”我一直披挂在半脸上的头发落了一地,像只小秃鸭子。“这样可以吹得很高了。”他满意地拨弄一下我那刘海。

    男同事们坐一圈,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去,给我们倒杯水,主持人,我们一年到头伺候你,你也伺候伺候我们。”我天生没什么机灵劲儿,还在南方女权文化里待惯了,不知道怎么回应这种幽默,只好呆呆地去倒了几杯水。

    他们跟我开玩笑:“柴静,司长大还是局长大?”

    我真不知道。

    陈虻把我交给那个拿卫生纸上台的家伙:“练练她。”这家伙看着跟那天不大一样,严肃地看了看我:“你写一写建党八十周年节目的解说词。”

    我倒真敢写,洋洋洒洒。

    写完给他,他真是特别善良,看了一眼,连叹气都没叹,诚恳地说:“你回家休息吧。”

    我要做的这个节目叫“时空连线”每天十六分钟的时事评论,连线多方专家同时讨论。我之前从没做过新闻,陈虻也没看过我在湖南卫视的节目,不过直觉告诉我最好别问他是怎么发现我的,这种人绝不会按正常方式回答你,还是少说少问为妙,免受羞辱。他只说了句:“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个女搭档。”

    年会的晚上有人打电话来,声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谈谈。”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挺像面试。后来才知道,白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

    大家跟我聊,他只插空问了两个问题:“你喜欢谁的音乐?”我好像说的是平克·弗洛伊德。他问:“华人的呢?”“罗大佑。”他没再问什么,只说了一句:“这是条很长的路,你要作好长跑的准备。”

    第一期节目就是惨败。是关于剖腹产的话题,我自己联系好医生、生孩子的人、社会学家,约好演播室,化好妆坐进去,几位台领导正从玻璃外路过,看了一眼:“有点像小敬一丹。”陈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就代表认可啦。”

    现场采访只录了三十分钟,谈完剖腹产怎么不好,就顺利结束了。那会儿我不把电视当回事,在纸上编完稿子,让同事帮忙剪片子送审,自己去外地耍了。

    放假回来,在办公桌上挂只大画框,是在西藏拍的照片,还弄个水瓶,插了些花花草草。

    看办公室人脸色,知道审片结果很不好。大家不好跟我转述最狠的话,只说已经这样了,你就把结尾再录一遍吧。

    陈虻在会上公开批评我:“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自然生产如何好,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你深下去没有?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医生和家属。怎么决定?这是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了几个层面?”

    我越听心底越冰,把结尾一改再改,但已无能为力。

    年底晚会上,同事模仿我,披条披肩,穿着高跟鞋和裹腿小裙子,两条腿纠结在一起坐着,把垂在眼睛上的头发用手一拨,摸着男生的手,细声细气地采访:“你疼吗?真的很疼吗?真的真的很疼吗?”底下哄笑,都认同是对我的漫画像。

    白岩松当时是制片人,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拔苗助长,别人笑我的时候,估计他心里比谁都难受。有次我穿印花纱裙子到办公室,他叫我过去,说:“回去把衣服换了。”

    每天节目结尾主持人都要评论,我别扭坏了。按我原来花里胡哨的文艺路子,肯定是不行的,按节目的习惯写,我又写不来。一遍又一遍,都过不了关,到后来有一次没办法,白岩松递给我一张纸,是他替我写的。

    每次重录的时候,都得深更半夜把别人叫回演播室,灯光、摄像后来已经不吱声了,也不问,沉默地隐忍着。录完,我不打车,都是走回去,深一脚浅一脚,满心是对他们的愧疚。

    部里安排所有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刚来的小姑娘,自然而然站在最后一排边上。崔永元回头看见我,扶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带到第一排正中间他的位子上,他当时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是这样的人。有个场合,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敬酒,他进来了,在饭桌边坐下来,什么也没说,但谁都不敬了。

    这就是他。

    那几年评论部的内部年会,看崔永元主持是我们的狂欢,看他在台上手挥目送,戏谑风头人物,逗逗女同事,拿领导开涮。也就他能修理陈虻,说:“陈主任站起来。”

    陈虻被群众打扮成日本浪人,头顶冲天辫,重重叠叠好多层衣服,半天才撑着大刀勉强站了起来,群众起一大哄,小崔伸手压住,指一指大屏幕上一堆怪诞字符,只有一个中国字是“钱”小崔说:“这些字怎么念,陈主任?”

    陈虻踅摸了半天:“不认识。”

    “哦,陈主任连钱字儿都不认识。”

    “再给你一次机会。”他说“这些字里头你认识哪个?”

    陈虻这次答得挺快:“钱。”

    “哦,陈主任原来只认识钱。”

    大家吹口哨,尖叫。陈虻手扶着大刀也跟着乐。

    小崔正是如日中天,可以“别一根签字笔,揣一颗平常心,走遍大江南北,吃香的喝辣的”但他公开说,每次录节目,开场前心里焦虑,总得冲着墙向自己攥拳头。

    我见惯了强人,他这点儿软弱几乎让我感激。

    我在台里新朋友不多,史努比算一个。那时候好像就我和他单身,办公室雷姐还想撮合我俩。我看他一眼,年岁倒是不大,但长得吧他自己说早上洗完脸抬头看镜子,差点喊“大爷”有一次在地铁,他死盯着一个姑娘看,最后那姑娘犹犹豫豫站起来要给他让座。他真诚地对我说:“我从小就长这样,等我四十的时候,你就看出优势了。”

    他学中文的,在新闻评论部内刊上写文章,题目就是他的梦想,叫“饭在锅里,人在床上”不免被一干做新闻的人讥笑。开会谈节目,他开口,一屋子人就摇头笑“人文主义者”别人都做时事类节目,元首访问什么的,讨巧,也好做,他偏做生僻的,有一期叫“哥德巴赫猜想”民间有位倾其一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专业人士和普通人都觉得可笑,但这人在节目中说:“小人物也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别人笑,史努比只自嘲,从不反击,也没见他对人凶恶,我有时觉得他有点近于怯懦,他只说:“道德,不是没有弱点,而是看清它,然后抑制它。”

    有次聚餐,在一个吃东北菜的地方,都喝得有点儿多了,有人大声呼喝,有人往地下砸瓶子。他也喝高了,摇摇晃晃蹲在地上捡碎片。我去捡的时候,听见他嘟嘟囔囔:“什么是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就是不往地上砸瓶子。”

    那时候,他手头正青黄不接,每天拎着单位发的纸袋子,装着泳衣和盗版碟,游完免费的泳,吃完免费的三餐,回家看五张盗版碟,发工资全存建行,每天坐公交车时看着建行的大招牌“有种深沉的幸福”

    就是这么个人,看我很不得意,居然花钱送给我一盆花。是他上班路上看到地铁口挤了好多人,想着肯定是好东西,挤进去一看,是从天安门广场上撤下来的国庆菊花,板车上放着,一块钱一盆。

    很贫贱的小黄菊,他小心翼翼地放我桌上,作陶醉状深嗅一下,差点熏一个跟头。

    中午开会大家评我的节目,他最后发言:“大家都说‘好的我就不说了,我提点儿意见’,好的为什么不说呢?好的地方也要说。我先说”

    我看他一眼。

    他私底下爱教育我:“你生活得太塑料了,不真实。”

    我白他:“怎么了?”

    “过分得体。”

    “什么意思?”

    他来劲了,比比划划:“要像打枪一样。有句话,叫有意瞄准,无意击发。要有这个‘无意’。”

    挺神的反正。

    后来,史努比跟我说过,看我当时真是吃力,天天采访前挨个打四十分钟电话,每次采访都在本子上写一百多个问题。化妆的时候还斜着眼继续写,化妆师一边抖抖地画眼线,一边叹气:“我看人家别的主持人这时候拿本金庸看,你怎么这么紧张?”到录的时候,我就照着本子上的问题往下问,听不见对方说话,只想着自己的下一个问题。

    绳子越缠越紧。

    大老杨是摄像,录完节目大雪里送我回家,他说姑娘你可得加把油啊,领导说扶不起来就不扶了。

    当时“时空连线”首次使用连线的方式让三方嘉宾评论同一新闻事件,试图创造争论和交锋的空间。这个技术刚开始试,还没办法在演播室里实现三方在屏幕上同时出现,只能用电话采访,摄像在现场拍下他们说话的镜头,回来合成画面。在演播室里我盯着空荡荡的屏幕方向,只能在耳机里听到三位嘉宾的声音。

    “往这儿看。”摄像引导我往黑暗里望,做出与三个嘉宾交流的眼神“要有交流感。”我只好每个问题都配合点眼神儿,身体也跟着拧,装作在跟谁交流,营造一种气氛。光拧这个身子就能把我弄个半死。

    摄像“咂”一声:“你眼里没有人。”

    我不服气:“是,那些嘉宾的人影都是后期加上的,我根本看不见他们。”

    “不是这意思。”对方摇摇头,没再说下去。

    慢慢的,我已经不会写东西了,拿张纸对着,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再过一阵子,我连话都不会说了。在餐厅遇到“新闻调查”的张洁,他说他理解这感觉,说他拍过一个片子,白血病人晚期的治疗要把身上的血全抽出来,再换成新的。我血已流光,龇出一个纸一样苍白的假笑看着他。

    再后来,我干脆出溜了。以前当观众时,老讥笑别人八股腔,现在当了主持人,用得比谁都熟练,每天结尾我都说:“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早日到来。”

    这话是不会错的,然后我就可以卸妆下班了。

    梦里我又回到小学四年级。

    八岁的我站在教室走道里,一只手捂着左眼,一屋子同学都埋头看书。老师拿一支小棍,点着视力表的最底下一行。

    这是我小时候最恐惧的场景,直到现在,看到视力表还感到条件反射式的恶心。

    我早就近视了。但谁也没看出来。

    我站在过道上,非常冷静,食指上下翻飞地指着。我已经把最后一行背熟了。老师把小棍一放,埋头边写边喊:“一点五,下一个。”现在我跟大家一样了。谁也没注意到我,我不动声色地回到了座位上。

    眼前黑板上的字,我什么也看不清。

    有一天穿过客厅,看见电视里“经济半小时”有个记者正在采访刚当了县长的牛群。这记者叫陈大会,真是职业杀手,快、狠、准,剑光一闪,夺命封喉。我端着饭碗站在那儿一直看到完。

    业内对他的采访有争议,但都承认他勤奋:“他是第一个细心研究国外节目的采访记者,把节目像拆螺丝一样拆开,每一个导语,每一个问题,包括每个表情和姿势,都模仿研究。”

    我把他的采访,还有法拉奇、拉里·金能找到的都打印下来塞在文件夹里,提问抄在小本上,采访前常常偷换一下问题的内容就直接用。江湖上的小女生,以前那点儿华丽的水袖功夫,上阵杀敌时一概用不上,只能老老实实蹲马步,照猫画虎。

    我遇见陈大会,他说要小心身上的毛病,不要到了三十多岁改不过来,在连线采访中,要心无旁骛,不要管这节目到底要什么,不要去管什么气氛啦交流感啦、不要冷落任何一个嘉宾啦这回事。“你就记住一点,”他说“新闻本身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接近新闻的核心,那你这期节目就让他一个人说话,其他两个坐在那儿一言不发也无所谓。”

    我迟疑:“嘉宾会不舒服吗?”

    “他们舒服不舒服不重要,记者的首要任务是揭示真相。”

    他这话让我心里动一下,但我根本没这勇气,我像只粽子一样被死死绑住。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状态:“跟你讲个事,一九九六年的时候,‘东方时空’开会,制片人问大家,咱们‘东方之子’的采访记者最差的是谁?××还是陈大会?”

    我开始向他学,但是这种拣本葵花宝典闭门自修的方式,很容易就向邪路上去了,以为厉害的记者就是要把别人问得无地自容。

    遇上一个新闻,两名陕西青年组队骑自行车飞越长城,有一位失去了生命。我策划了一期“飞越的界限”采访遇难者的队友和教练,他的队友在节目里朗诵爱国的诗,我问:“你就是想要那种特别来劲的感觉吗?这比命还重要吗?这是不是草台班子?你们是不是炒作?”

    录完后同事奇怪我的变化:“哟,这次挺尖锐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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