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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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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啊。”我还挺得意。

    李伦当时是“生活空间”的编导,给我发了条短信:“你把重心放错了吧?”我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就看到南方周末上刘洪波评论这期节目:“电视记者语带嘲讽,步步为营。”他认为责问的对象应该是负责安全审查的管理部门,用不着只拿当事人取笑。

    网上有观众写看完这节目的感受:冷酷的东方时空,冷酷的柴静。

    过了好几年再看这期节目,提的问题还在其次,那个坐在台上、一头短发、雪青色套装的女主持人,脸上都是凌厉,眼内都是讥诮。我不是试图去了解他们,而是已经下了一个判断。

    满满腾腾都是杀气。

    我那点儿本来就少的观众说:“本来觉得你还有点亲和力,现在不太喜欢你了。”

    央视南院食堂,每天集体吃饭时电视上正重播“时空连线”陈虻吃完饭给我打个电话:“人家说,这人还是陈虻招的?你可别让我丢人。”说完把电话挂了。

    他骂人的这个劲儿,史努比说过,让人轻生的心都有——因为他骂的都是对的。

    他审一个人的片子,审完把对方叫过来,问人家多大岁数了。对方莫名其妙,问这干嘛。他说:“看你现在改行还来不来得及。”

    他嫌我小女生新闻的那套路数:“你简直矫揉造作不可忍受。”

    小女生血上头,眼泪打转。

    他还说:“批评你不可怕,对你失望才可怕。”

    直到他看我真没自信了,倒是对我温和点了:“你得找到欲望。”

    “我欲望挺强的呀。”我回嘴。

    “你关心的都是自己,你得忘掉自己。”他说。

    “怎么才能忘掉自己?”我拧巴得很。一期节目三方连线,我得时刻想着我的身体要拧成三十五度、四十五度、六十度角,还要想脸上的表情、语言、化妆、衣服。这一场下来什么都得想,我怎么能忘掉自己?

    “回家问你妈、你妹,她们对新闻的欲望是什么,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我真是一期一期问我妈和我妹,设计问题时有点用,尽量从常识出发,但一上台,几盏明晃晃的灯一烤,导播在耳机里一喊“三,二,一,开始”身体一紧,我声音就尖了,人也假了。

    陈虻说:“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期待答案么?你要不期待,你就别问了。”

    我不作声。

    我问医生朋友:“为什么我呼吸困难?”

    他说:“情绪影响呼吸系统使呼吸频率放慢,二氧化碳在体内聚集造成的。”

    “有什么办法吗?”

    “嗯,深呼吸。”

    上楼的时候,我深呼吸;下楼的时候,我深呼吸。我看着电梯工,她松松垮垮地坐着,闲来无事,瞪着墙,永远永远。我强烈地羡慕她。

    上班时只有在洗手间,我能松垮两分钟。我尽量延长洗手的时间,一直开着龙头,一边深呼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自己身上已经开始散发失败者的味儿,再这样下去谁都会闻出来了——在动物界,你知道,只要你散发出那样的气味,几乎就意味着没有指望了,很快,很快,就会被盯上,毫不留情地被扑倒在地,同伴会四奔逃散,甚至顾不上看你一眼。

    那段时间,临睡前,我常看一本叫沉默的羔羊的书,不知哪儿来的满是错别字的盗版,书皮都快掉了。

    很多年后,我看到了它的续集,愤怒地写信给作者。我说你这续集里蹩脚的狗屁传奇故事把我心里的史达琳侮辱了。那个吃着意大利餐、欣赏油画、跟食人魔医生谈童年创伤的女人根本不是她。

    在我心里,她一直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二十四岁的实习生,说话带点儿土音,偶尔说粗口,没有钱,穿着一双不怎么样的鞋子,孤身一人去调查杀人案,监狱里的疯子把精液弹到她脸上,参议员认为她偷了自己女儿的珠宝,她知道失败和被人看轻是什么滋味。

    可是她左手可以一分钟扣动七十四下扳机,胳膊上的筋脉像金属丝一样隆起,卷起袖子去检验那些腐败的死尸,对认为她只是依靠姿色混进来的男人说“请你们出去”

    她曾希望在fbi这个大机构里得到一席之地,但最后她不再为身份工作“去他妈的特工吧”她只为死去的人工作,在心里想象这些被谋杀的女人,跟她们经历同样的侮辱,从刀割一样的感受里寻找线索。

    人在关口上,常是一些看上去荒唐的事起作用。在演播室开场之前,我很多次想过:“不,这个用塑料泡沫搭起来的地方可吓不着史达琳,这姑娘从不害怕。”

    我决定自己做策划和编辑,找找那个抽象的欲望是什么玩意儿。

    每天给各个部委打电话联系选题。大老杨看我给外交部打电话联系大使被劫案的采访觉得好笑:“得多无知才能这么无畏啊。”但居然联系成了。录节目的时候他负责拍摄,冲我默一点头。我心里一暖。

    我每天上午报三个选题,下午联系,晚上录演播室,凌晨剪辑送审。

    就这么熬着,有个大冬天凌晨两点,人都走光了,没人帮我操机,我自己不会,盯着编辑机,心想,我不干了,天一亮我就跟陈虻打电话,去他的,爱谁谁。我在桌边坐着,恶狠狠地一直等到七点。电话通了,陈虻开口就问:“今天是不是能交片了?”

    我鬼使神差地说:“能。”

    我抱着带子去另一个机房,编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大衣锁在机房了,穿着毛衣一路走到电视台东门。我是临时工,没有进台证,好心的导播下楼来,从东门口的栅栏缝里把带子接过去。回到家电梯没了,爬上十八楼,刚扑到床上,导播打电话说带子有问题,要换,我拖着当时受伤的左脚,一级一挪,再爬下去。

    大清早已经有人在街上了,两个小青年,惊喜地指着我,我以为是认出了我。

    “瘸子。”他们笑。

    浅青色的黎明,风把天刮净了,几颗小银星星,弯刀一样的月亮,斜钉在天上。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节目这么播了一期又一期,常被转载,也拿到一些奖,过得宽松点儿了。但我说不上来自己的感觉。默多克说,新闻人就是要去人多的地方。但我心里知道我不爱扎堆。

    小时候,我有个外号叫“柴老总”因为老是“总”着脸,山西话。大人们例行逗孩子取乐,捏个脸啊,亲一下,说“笑一个”什么的,我总面无表情看着对方,弄得很无趣。谁喜欢一个不叽叽喳喳的小孩儿呢?

    “你不可能是个好新闻人。”有同行直言不讳地对我说。

    “什么是?”

    “爱打听,好传播。”

    是,我本性不是。我每天四处打电话争取采访机会,做了很多独家的选题,但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领导和同事接受我,让这件事成为第二天的媒体头条。我知道什么样的题能拿奖和被表扬,可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些不是我打心眼儿里有欲望的题,它们不会触动我。

    有一些选题会让我心里一动,有次在报纸边角上看到一个十三岁的女老师带着一批艾滋孤儿的事。那时候媒体还没有接触过他们。报题会上大家说:“那不是我们的题。”

    有一天我看见法学会报告上有一个小数字,云南省女子监狱里,暴力重犯的六成是因杀夫入狱,吓我一跳,想知道这是怎么了,但报题会上大家说:“这是‘新闻调查’的题。”

    这样的时候多了,想起九八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去一家杂志实习。编辑对我挺好,让我做“物种多样性”的封面选题。我去采访中科院植物所的人,写他们研究的困境。编辑看了稿说:“我要的不是这个,你去编译点儿最前沿的国外材料。”

    我说:“可是我觉得国内研究的现状要提一下啊。”

    “说了有用吗?”

    我较劲:“我不知道,但是不说的话肯定没有。”

    “这不是我们杂志要的,改吧。”

    “可是”

    “去改吧。”

    “你改不改?”

    “不改。”

    我俩同时把电话挂了。这是我来北京后的第一份工作,我丢了它。

    有一天,一个小姑娘,我当年在电台时候的听众,从广院坐了两个多小时车来我办公室,进门也不寒暄,挺厉害地问了我一句:“你觉得现在这样有劲么?还找得到当初和听众之间那种信赖吗?”

    我愣在那儿。她转身走了。

    少年时代,我爱听台湾电台,喜欢那里的人味儿,想干这行,一上大学就去电台兼职,毕业后找领导申请一个放花鼓戏的周末深夜时段,做一档节目。

    他跟我说:“这个节目是没钱的。”

    “也没加班费。”

    “坐车也不能报销。”

    我掩饰住我的狂喜——真的?让我干我喜欢干的,还不用付钱?

    节目很简单,听众写信说他们的事,我不评论,也不回复,只把选中的信每个字都念出来,姓名日期在我看来都金贵得很。念完往上一推音乐键,我往后一靠,潮乎乎的软皮耳机里头,音乐排山倒海。胳膊枕在播音台沉甸甸的皮子上,胳膊肘那块蹭出了深褐色的印子。沉沉的晚上,头顶一盏小灯烤着,栎木板和皮革有一种昏黄老熟的味儿,对面玻璃反射这点小光,好像整个世界都窝在里头。从第一次坐在这儿,我不兴奋,也不担心,心里妥当——就这儿了。

    时间长了,听众说:“把你当成另一个自己。”

    现在到了电视台,做了新闻,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在工作,卖命地工作,但我是在为制片人、奖金、虚荣心,为我的恐惧而工作。最简单的东西没有了,我的心不在腔子里。

    有天,吹着高高的头发,化了妆去录节目,路上碰到一个当年的朋友,看着我,看了一会儿,说:“你可小心,别变成最初你反对的人。”

    做了一年多主持人,二〇〇三年二月,白岩松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新疆地震,半个小时后,你去现场。“接接地气,”他说“知道为什么不让你穿裙子了吧?干这行得随时准备出发。”

    新疆大地震,我们坐伊尔七六军用运输机去喀什。机舱里开进三辆大卡车,放了十几只搜救犬的笼子,没座位,我找了个废轮胎坐上,没窗子,噪音大得根本听不见对面的人说话,飞了五个小时,地震局不少男同志都颠吐了。

    到喀什是凌晨三点,大月亮,天地刺白,军用卡车从飞机里开出来,我们坐上,四小时开到伽师。地面不好走,刚开始站在卡车车厢里,站不住了就蹲着。路已经破坏得很厉害,一颠簸,我和巨大的德国搜救犬一起滚倒在厢板上。它一声不吭,从我身子底下挪开,把大尾巴抽出来,厢板上一拍,琥珀色眼睛看着我,等我爬起来了,竖耳拧头目视远方。

    下车的时候,我终于踩到地上,以为自己腿软了,低头看,才发现自己站在一家人原来的茅草屋顶上,已经塌平,草从地里孳出来。

    我茫然往前走,六点八级的地震,两百多人死亡,眼睛能看到的范围内,土木结构的房子基本完了,喀什噶尔平原上空空荡荡。往前走,成百的男子,围成一圈,阿訇站在中央,为盖着白布的死者念诵古兰经。再往前,女人们正在找大石头,在空地上架锅做一点吃的。黎明刚起,巨大的原野一片青黑,赤红的火苗一蹿一蹿舔着锅底。

    如果这会儿是在演播室,灾难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需要完成的新闻,我只关心我播报赈灾的数字是不是流利,但看见一个老大爷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脚上穿只解放鞋,拄着拐走了两里路,从我们的卡车上翻找出一只在北京随处可见的带眼的旧黄皮鞋,端详一下,套在脚上走了,我才知道什么是赈灾。

    陈虻说过:“去,用你的皮肤感觉新闻。”

    这地震把我从演播室震出来,震到了地上。

    再往前走,走过一个坍塌半边的墙。我站住,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是粉砂土加了一点水泥,水泥极少,一捻就碎。旁边站着一个戴赭黄头巾的维族老人,我还没来得及张口问什么,她忽然回身把我抱住,在我肩头哭了起来。我下意识地搂着她一耸一耸的肩膀,脸贴着她的脸,她的皱纹冻得冰凉。

    第二天去拍帐篷小学升旗。去的时候记者云集,小学生从废墟压着的课桌里,把红色绿色的书包抽出来,拍拍土,升上国旗,开始念“我美丽的校园”

    做完节目,我被表扬了:“不错,有细节。”

    拍完撤器材的时候,边上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在玩。我问她们住在哪儿,小孩子领着我走,停在一个空地上。房子塌了,从家里拉出来的两床被子就放在地上,连个铺的毡都没有。我伸进手一摸,里头都是细碎潮湿的沙砾。当时晚上是零下十二度。

    “喝水怎么办?”

    她们的小哥哥拿只铁皮桶,带我走了约莫一里路,有一个积着雨水的小坑。他把漂在上面的败叶用桶底漂开,装了半桶,回来搬两块石头,把水倒在铝壶里烧。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而我刚才在向全国人民说他们已经背着书包开始高高兴兴上学了。

    我什么也说不出口,只能蹲下来给小姑娘把鞋带系上。

    新疆的最后一天“面对面”制片人赛纳打来电话,让帮忙采访个人物。

    “采访谁?”

    “不知道,你自己找。”

    我找到了达吾提·阿西木。他是个村支书,戴着维族老年人那种黑皮帽子,一圈花白淡黄的络腮胡,脸又红又宽,坐在塌掉的房子前头砸坏的凳子上。他满脸是灰,我也是,头发全是头盔压的印子,这次我什么问题也来不及准备。

    我看了看周围,问:“您现在房子没有了,晚上睡在哪儿?”

    “地上。”

    “睡着了吗?”

    “一想到家里有五个人死了,想睡也睡不着。”

    “睡不着的时候想什么?”

    “想以前的生活,想我村子里的一千四百多户人怎么活下去。”

    如果在演播室,这时候就会想,该第二段落了,该上升到什么层面了,但是坐在这长天大地上,什么都没了,灯光没了,反光板没了,耳机里的导播没了,我采访的人听不懂汉语,翻译是当地人,只能问最简单的问题。

    “这个地震怎么发生的?”

    “当时感觉有打枪的声音,地就晃开了,晃了两次。我就在原地蹲下来,旁边的那堵墙塌了下来。我滚进了水渠里。在水渠里面我抓住了一个桑树枝。满天的灰尘。”

    “从水渠出来以后呢?”

    “就往家里跑。到了家以后我爬上了房顶,周围全是尘土。我在房顶上挖,把房顶扒开花了很长的时间。”

    “您用什么挖的?”

    “当时找不到任何工具,就用自己的手挖。一开始看到一个手腕时也不能确定是我媳妇还是儿媳妇,等看到衣袖的时候我才确定是我孩子他妈。然后我就停下来了,其他人把她挖了出来。”

    他脸上全是灰,被泪水冲刷得深一道浅一道,翻译说到“然后我就停下来了”我心里抽动,一时间不出下一句来。

    回到北京,从来不理我的节目策划陈耀文在食堂里端一盆菜坐我对面:“现在终于可以跟你说说话了,节目有人味儿了。”

    四月十七号,我得到通知,离开“时空连线”去“新闻调查”工作。

    梁建增主任跟我谈完,看我茫茫然,以一种对小孩子的怜恤送我本书,写了句话:“在连线中起步,在调查中发展。”

    我回去收拾东西。史努比帮我把办公室墙上挂的画框摘下来,很大很沉。他一路拎着上头的铁丝,笨笨地换着手,下了楼。

    我回头说:“你回去吧。”

    他说:“送你过去。”

    到了新办公室,他找到我的桌子,退两步,把一张秃桌子打量一下,满意地左看右看,土得不得了。还跟我的新同事点头哈腰,意思是“姑娘不懂事儿,以后多照顾,该打打该骂骂”就差给人敬支烟架耳朵上了。

    “画框挂哪儿?”他东张西望。

    “不了,”我说“不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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