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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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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七日,到“新闻调查”的第一天,晚上大概九点,我给制片人张洁打了一个电话:“我来报到。”

    张洁说:“我们正在开关于非典的会。”

    我说:“我想做。”

    我已经憋了很长时间。之前几个月“非典型肺炎”已被频繁讨论。最初,媒体都劝大家别慌,但到了四月,我家楼下卖煎饼的胖大姐都沉不住气,车把上挂着一塑料袋板蓝根,见了我从自行车上一脚踩住,问:“你不是在电视台工作吗,这事到底怎么着啊?”我哑口无言。干着急参与不进去,闷闷地想,将来我要有个孩子,他问我:“妈,非典的时候你干嘛呢?”我说:“你妈看电视呢。”这话实在说不出口。

    挂了张洁电话,手机扔在沙发上,我又拽过来给他发了条短信:“我现在就去好吗?”没等他回,我电话打过去:“十分钟后到。”

    一推开门,一屋子人,热气腾腾,跟新同事也来不及寒暄,直接问:

    “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不知道。”

    “那怎么做?”

    “去现场。”

    这个栏目的口号是“探寻事实真相”

    当天晚上开会还在说要采访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但谁也联系不上。大家说,那就去医院吧。那时候都没防护意识,也没有防护服,办公室姚大姐心疼我们,一人给买了一件夹克,滑溜溜的,大概觉得这样病毒沾不上。我分到一件淡黄的。

    台里的办公区也发现了疑似病例,为防止蔓延,制作和播出区的人员已尽可能减少,宁可重播节目以保安全。正式的选题程序暂时中止,这时候进不进去现场,请示也只能让上司为难,我们几个自己商量着来。去跟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人缠:“让我们进去吧。”

    负责人看看录音杆:“这个毛茸茸的东西不能进。”

    “那好,录音师不进。”

    他再看摄像机:“这个没办法消毒,也不行。”

    “那摄像也不进。”

    所有机器都不能带。

    “那让我进去,我可以消毒。”我说“给我别一个麦克,别在衣服里面。”

    “有意义吗?”

    我们跟着一位流行病学调查员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胸科医院,穿了他们的防护服。病区不在楼里,是一排平房。玻璃门紧闭,没人来开。调查员走在我前面,手按在门上,用了下劲,很慢地推开,留了一个侧身进去的缝。后来主编草姐姐说,进门之前,我回头向同事招招手,笑了一下,她在编辑台上一遍遍放慢看过,但我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门推开的那一刻,我只记得眼前一黑。背阳的过道很长,像学校的教室长廊,那一凉,像是身子忽然浸在水里。过道里有很多扇窗子,全开着,没有消毒灯,闻不到过氧乙酸的味道,甚至闻不到来苏水的味儿——看上去开窗通风是唯一的消毒手段。

    病房的木门原是深绿色,褪色很厉害,推开时“吱呀”一声响。一进门就是病床的床尾,一个老人躺在床上,看上去发着高烧,脸上烧得发亮,脖子肿得很粗,脸上的肉都堆了起来,眼睛下面有深紫色的半月形,呼吸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水声。

    “哪儿人?”调查员问。

    “哈尔滨。”很重的东北口音。

    “家里人?”

    “老伴。”

    “电话?”

    “她也得了,昨天去世的。”说到这儿老人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整个上半身耸动着,痰卡在喉咙深处呼噜作响。

    我离他一米多远,想屏住,却在面罩后面急促地呼吸起来。口罩深深地一起一伏,贴在我的鼻子上,快吸不上气来。背后就是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身体不受控制,脚往后缩,想掉头就走。

    那个三十多岁的调查员,站在床头一动不动。他个子不高,离老人的脸只有几十公分,为不妨碍在纸上记录,他的眼罩是摘掉的,只戴着眼镜。等老人咳嗽完,他继续询问,声音一点儿波动都没有。

    整整十分钟,我死死盯着他,才有勇气在那儿站下去。

    离开的时候,我看到另一张病床上的小伙子,脖子上绑着一个痰巾,上面有一些秽迹,小腿露在被子外面,全是曲张的静脉。我们走过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我停下来看他。他没有昏迷,眼睛是睁着的,只是什么表情也没有。日后,我在很多绝望的人脸上看过同样的空白。我想跟他说几句话,调查员举手制止了。

    这时,我才发现直觉里的诡异之感来自何处——整个病区里只有三个病人,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鞋底在水泥地上的摩擦声,没有仪器转动的声音,没有金属托盘在什么地方叮当作响,这个病区没有任何声音。

    胸科医院当时没有清洁区和污染区。出来后,我们站在门外边的空地上脱隔离服,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站着脱。我单脚跳着往下扒拉鞋套,踩在裤子上差点摔倒。抬头,才发现摄像陈威正拿机器对着我,红灯亮着,我才想起来得说点儿什么。边想边说我看到的情况,结结巴巴,没人怪我,包括我脸上口罩勒的一道一道滑稽的印子。

    “疫情公布由五天一次改为一天一次;取消五一长假;北京市确诊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四月二十日的新闻发布会后,恐惧“嗡”一声像马蜂群一样散开,叮住了人群。

    系统嘎嘎响了几声后迅疾启动,开始对疑似病人大规模隔离。海淀卫生院的女医生第一次穿隔离服,穿了一半又去拎一只桶,拎着那只桶她好像忘了要干什么,拿着空的小红桶在原地转来转去。我问她怎么了,她嘴里念叨着:“我小孩才一岁,我小孩才一岁。”

    医生都是跑上车的,我们也只好跟着跑,镜头抖得像灾难片。“趁着天亮,快!快!”他们喊。

    上了车,他们都不说话,手腕一直弯着向后反扣,系口罩。系好了,过一会儿,松开,再系,系得更紧一点。

    车开到中国农业大学宿舍楼底下,之前有病人住过这里,两个穿墨蓝西装的物业在等着接应,看见一大车全副武装的人下来都傻了。医生给他们手里塞了口罩:“戴上。”他们木然着,以绝对服从的姿态戴上,一人戴两个蓝口罩,压在一起。其中那个胖子,不知道从哪找了一个白色护士帽戴着,有一种让人恐惧的滑稽。

    病人的房间在二楼,防疫消毒人员上了楼,没有敲门,先拿喷雾器往门上喷,声音很大。房里的人打开门,看见一群通身雪白的人,一声尖叫“咣”给关上了。门被叩了几下,从里头瑟缩地打开,喷雾器比人先进去,印花格子被子上,墙上张曼玉的画像上,粉红色兔子上过氧乙酸的雾体漫天飘落下来,掉进桌上热气腾腾的方便面桶里。

    后来我发现,人在那样的状况下,通常不是哭或者抗拒。一个女生隔着桌子,茫然地把一张火车票递给我:“我今天下午回家的票能给我退了么?”我不知怎么办,把票接过来,又放在桌上。

    临走的时候,她们本能地想跟着出来。门缓缓带上,我看见她们的脸重重地往下扯着,眼看就要哭出来。那个有一岁小孩的医生又走了进去,安慰她们。我在门口等着她,她出来的时候大概知道我想问她什么,说:“我也是母亲。”

    那时候我才能回答陈虻的问题——当一个人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记自己。

    到七二一医院的时候,我看到医生护士冲过来,飞奔着跑向卫生院的消毒车。一个四十多岁、戴金丝眼镜的男医生拍着车前盖,泪流满面:“政府去哪儿了呀?怎么没人管我们了呀?”

    去消毒的是海淀区卫生院一个刚毕业的小伙子,他把手放在这个医生肩膀上,拍了拍:“拿桶水来。”小伙子把过氧乙酸沿着塑料桶沿慢慢倒进水里,打开背上的喷雾器,齿轮低声闷响,转动,他说:“让开一下。”喷嘴处无色的水破碎成细小的雾滴,被气流吹向远处。

    “以后就这样用。”他说。旁边的人点点头,镇静下来。

    但是重症病房他只能一个人去,我们的镜头也不能再跟。

    我给他提了一下淡黄色的乳胶手套,往袖子上箍一箍——他的手套太小了,老滑下来露出一小段腕子。他看着我。我们不知道对方叫什么,都穿着防护服,只能看到对方的眼睛。

    他说:“五一后才是高峰,小心。”

    他孤零零,背着喷雾器拐过一个弯,不见了。

    二〇〇三年五月,北京东城区草厂东巷,一名医务人员正在等待接受一名“非典”疑似患者。(cfp图片)

    五一前,能走的人都走了,因为传说北京要封城。还有人说,晚上飞机要洒消毒液。北京像一个大锅,就要盖上了。人们开始抢购食物。我回不了家,只有我妹一人,她在超市里挤来挤去不知买什么好,找到一箱鸡蛋扛回家。

    好像“轰”一声,什么都塌了,工作停了,学校停了,商店关了,娱乐业关了,整个日常生活被连底抽掉。

    我们只能守在急救中心,跟着他们转运病人。到哪儿去,运到哪儿,都不知道。

    二十二号,突然通知有临时转运任务,开出两辆急救车。长安街上空空荡荡,交警也没有,司机周师傅开金杯面包车载着我们,跟在急救车后面开了个痛快。那年天热得晚,来得快,路上迎春花像是憋疯了,纯金的枝子胡乱抽打着往外长,衬着灰扑扑的荒街。老金杯在长安街上开到一百二十码,窗开着,外头没人,风野蛮地拍在脸上。我原来以为这一辈子,就是每天想着怎么把一个问题问好,把衣服穿对,每天走过熟悉又局促的街道,就这么到死,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

    到医院,车一停下,我看到两个医生推着一个蒙着白布的东西,颠簸着跑过来。

    我吓了一跳。

    他们把它往救护车上抬的时候,我才发现,是个轮椅,一个老太太坐在上面,从头到脚被白布罩着,白布拖在地上。她是感染者,但没有穿隔离服,没有口罩,从普通的客梯里推出来,身上的白布是病床上的床单,大概是临时被拽过来,算隔离手段。

    病人一个接一个地出来,很多人自己举着吊瓶,我数了一下,二十九个人。这不可能,公布的没这么多。我又数了一遍,是,是二十九个。

    运送病人的医生居然没一个人穿隔离服,眼罩、手套也都没有。只是蓝色的普通外科手术服,同色的薄薄一层口罩。我拦住一个像是领导模样的人,慌忙中,他说了一句“天井出事了”事后我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副院长王吉善,一周后也发病了。

    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不作声。编导天贺抽了一会儿他的大烟斗,说:“觉得么,像是卡桑德拉大桥里头的感觉,火车正往危险的地方开,车里的人耳边咣咣响——外面有人正把窗户钉死。”

    我们住在一个小酒店里。人家很不容易,这种情况下还能接收我们。一进大门,两条窄窄的绳子,专为我们几个拉出来一个通道,通往一个电梯。进了电梯,只有我们住的三楼的按钮能亮,其他楼层都用木板封死,怕我们乱跑。进了三楼,没有其他客人,空荡荡的长走廊里靠墙放着一溜紫外线消毒灯,夜里磷光闪闪。

    楼层的服务员挺好的,给我房间打电话,说我们要撤了,以后你们自己照顾自己吧,给你们一人留了一个体温计,自己每天量量吧。平常窗外男孩子们打球的操场空无一人,挂了铁丝,满场晾的衣服,白荒荒的日头底下,飘来荡去。

    我家小区也知道我去过病房了。物业给我打电话:“挺好的吧?大家都挺关心你的最近不回来吧?”我理解,拍完了我们也不回办公室,车开到南院门口,把带子放在门口传达室。会有人来取,把带子消毒后再编辑。

    我妹来酒店给我送东西,我让她带只小音箱给我。晚上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隔着三四米远,我让她站住:“放下,走吧。”

    妹妹在黯淡的路灯下看着我。去病房前我俩谈起过父母,我问她:“你觉得我应该去病房吗?”她说:“你可以选择不当记者,但是你当了记者,就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

    一天晚上,张洁莫名其妙地跑来酒店住,还带着一大束花。“咳,领导,这时候您来干嘛呀?”大家心想,还得照顾您。他不解释,还一一拥抱,男人们着实不习惯,倒拽着花,绷着身体忍受领导的亲热。

    事后,我在媒体报道里看到过张洁说:“他们几个早期的时候回到南院来吃过一次饭,结果大家找我反映:你还注意不注意我们大家的安全?唉,一瞬间,真是但转念想,是啊,大家的安全也重要啊!”他怕我们心里难受,就来酒店陪着我们。

    记者问我,我一点不记得去南院吃饭这事儿了。费劲地想半天,解释说:“那时,南院好像不存在了,不那么真实地存在了。”

    每天早上醒来,我闭着眼从枕头边摸到体温计,往腋下一夹,再半睡半醒五分钟。反正发烧就去医院,不发烧也要去。有一天,我觉得鼻子里的气是烫的,热流直蹿到脑门上,觉得肯定是感染了。闭着眼睛想,怎么搞个dv进病房之类,不能白死。睁开眼看了看体温计,才三十六度五。

    有位女法警,负责给刑场上已被执行死刑的囚犯拍照。她说从不恐惧,只有一次,晚上洗头的时候,打上洗发精,搓起泡沫的一刹那,所有那些脸都出现在她面前。

    她的话我觉得亲切。非典时,我很少感到恐惧,有一些比这更强烈的感情控制了人。但那天晚上,我站在水龙头下,开着冷水,水流过皮肤,一下浮出颤栗的粗颗粒,涂上洗面奶,把脸上擦得都是泡沫,突然觉得是死神在摸着我的脸。我一下子睁大眼睛,血管在颈上嘣嘣地跳。我摸着血管,这就是最原始的东西。活着就是活着。在所有的灾难中,这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后来我才知道,有一阵子,我们几个都认为自己肯定感染了。从医院回来,大家不约而同冲很长时间的热水澡,觉得有什么粉末已经沾在身上,鼻孔里嘴里呛得都是,但谁也不说,好像不说就是一种保护。

    台里给了我们五个免疫球蛋白针指标,这在当时极稀缺,是当保命的针来打的,但司机周师傅不是本台职工,没有指标,这五针被安排到当晚八点打,过后失效。

    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北京。(cfp图片)

    “要么六个都去,要么都不去。”我们打各个电话争取,但台里也协调不了。

    录音刘昶一边听着,说了句:“别球争了。”七点半,他把门一锁,不出来了,敲也不开。陈威跟他多年好友,扯了扯我:“走吧,这样他安心。”

    我们五个回来的时候,他正泡好功夫茶等着,一边给他的录音杆弄土法消毒——罩个女式黑丝袜在杆头的绒上,一根烟斜衔在嘴角,眼睛在烟雾里眯起来:“没事儿,该死屌朝上。”

    第二天在医院里碰到个女病人,举着自己的吊瓶,看陈威拿镜头对着她,转头跟身边医生说:“再拍,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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